一
费孝通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但真正谈文化却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其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旨在根据地方志材料记载，找出婚嫁时“亲迎”习俗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同年，他又发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此时，他谈的文化，已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正规，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在当时比较超前。
费孝通的文化思想首先得益于他的大学老师吴文藻。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流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在当时世界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内都算得上领先。1936年，吴文藻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马凌诺斯基。他向这位功能学派大师介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
听完吴文藻的介绍，马凌诺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同时也知道了正要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费孝通。因此马凌诺斯基一回到英国，便从他的大弟子弗斯手中接管了费孝通，亲自指导其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与弗斯也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凌诺斯基一首一尾的两大弟子。
费孝通原本想以大瑶山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弗斯却认为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对中国研究更有代表性，由此也奠定了费孝通成功的机缘。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费孝通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定要有三要素，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向清华大学推荐了费孝通。1933年，费孝通成为清华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师从史禄国。史禄国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力求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通才。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了，并被选派准备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结束了清华的教学生涯。但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建议费孝通出国前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因此，在吴文藻和史禄国的推荐帮助下，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开启了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这次调查对于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点；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王同惠因为救他而长眠于大瑶山。2005年，受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委托，我有幸带领学生做了大瑶山70年的追踪调查，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2014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项目，我又率队做了大瑶山80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于2015年出版了新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二
在费孝通的众多著作中，第一本应该读的是《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本书只有六七万字，是在王同惠的调查笔记基础上，由费孝通整理完成的。吴文藻评价说，用这么简短的文字，层层剥笋似的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概括得如此完整和精练，这是费孝通作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第一次完整地将文化结构展现出来。
《花蓝瑶社会组织》是费孝通第一本实地调查成果，《江村经济》则是第二本。细品《江村经济》，可以发现费孝通调查研究的新动向。他跟随马凌诺斯基学习两年，特别是参加每星期五的“今日人类学”讨论，学科基础日渐雄厚。博士毕业后，费孝通立即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于1938年10月底辗转到达大后方昆明，任职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此后不久，费孝通马上选择禄丰县的村庄开始了内地农村调查。《云南三村》注重类型加比较，代表着其文化研究思想的另一次跃进。如果说，费孝通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想搞清楚文化是什么，文化怎么去调查，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研究的话，那么《江村经济》及《云南三村》则代表他的文化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马凌诺斯基给《江村经济》写的序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马凌诺斯基的话，第一层意思是《江村经济》突破了文野之别，人类学此前都是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费孝通一下子把它运用到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第二层意思是此前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所谓先进民族的学者，高高在上，以俯视的眼光研究落后民族或进行殖民地调查，而费孝通开拓了本地人研究本土、自己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先河，“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或许可以说始于马凌诺斯基的这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其“根”可能就是从这个序言开始种下的。
其实，马凌诺斯基还说了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他最欣赏的就是《江村经济》所包含的对人类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尤其是这本书不是静态的文化结构研究，它是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而且是社会科学如何去推动变迁的研究。我把这个序言反复揣摩，终于悟出了其中蕴含的深刻意义，而《江村经济》在社会学研究领域能有如此影响，正是基于此。
我曾经跟费先生开玩笑地说：“先生，你的《江村经济》是社会学谈经济，我的《羌村社会》才是正宗的社会学研究，你只关注了父系血缘的社会功能，我看出了母系血缘的平衡功能，你的书不够全面。”当时，老先生哈哈大笑着说：“有意思！”我当然不会愚蠢到跟恩师论高低，但那种爷孙般的自由讨论，想起来就让人心热。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前言，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学人类学，绝不是为换个洋学位，搞一个高雅的话题，他是实实在在想改变这个社会，“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马凌诺斯基非常欣赏的地方。
费孝通写道——
“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江村经济》显示出了费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二个趋向，即引导型文化变迁，我们的学科要干什么？就是要让社会更美好，积极地引导这个社会向美好的方向去变迁。从那以后，费孝通一直都在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