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费孝通的《我这一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那代知识分子是怎么面对改造的。1948年4月，他跟张东荪、雷洁琼等一起来到西柏坡，在解放区，他们一路上看见支前民工推着独轮车，打着红旗，没有一个当兵的押送，拉着粮食、枪支弹药，如滚滚洪流般向前。
费孝通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是因为他们得人心。为什么能得人心，因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江村经济》最后一章说：“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国民党政府说得多做得少，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土地问题，是农民太贫困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源。
费孝通看到了一支完全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洪流，他被彻底地震撼和征服了。从那以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其研究始终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引导性社会文化变迁。
1957年，费孝通第二次来到江村，调查成果在《新观察》上的连载还未完成，就被打成了“右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捡起了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78年，他第二次上大瑶山，接着三访江村。沿着这两个点的追踪调查，开始了“行行重行行”的研究，形成了他晚年的两条调研线索：一个是边区开发，一个是城乡关系，并为此坚持了几十年。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就提出要下好全国人口这盘棋，要有边区和城乡两个“眼”。1984年，他正式开始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在内蒙古农牧结合部的调研中，他发现民族地区存在“两个失衡”，即自然生态的失衡和人文环境的失衡。通过对包头钢铁厂调查，他发现“既要包钢还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的国企改革思路。
沿着城乡关系这条线，费孝通从三访江村开始，逐渐从村上升到镇，提出“小城镇、大问题”，提倡农工相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声疾呼。根据各地发展经验的实地调查，他总结出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以及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的温州模式，还有中原农村的庭院经济等多种发展模式。由此再上升到区域整体发展思路，他最早提出规划南岭开发区及九加二的珠三角大开发。
1986年，费孝通在兰州说：“我展望西北的前途，如果通向西部的市场前进的话，不仅是青藏高原，还有新疆，甚至国外的中亚细亚和直到中东的那一系列国家。你们确有广阔的天地，比沿海地区更优越。”1991年，他在《凉山行》中提出攀西开发区设想，“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激活古已有之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如今已经演变成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建设。1990年，他在天津以“口与腹”为比喻，提出了环渤海湾经济圈的设想，如今成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
四
费孝通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1990年他80岁生日时提出来的四句话为标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面对扑面而来的经济全球化，1997年，费孝通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思想，这是其在“社区研究要进入心态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升华。1998年，他退出公职，开始对影响其学术的几位名家大师进行了系统回顾，重新体味了他们的文化思想，从而使自身的文化探索进入“文化自觉”阶段，这也成为他学术人生的最后议题。
费孝通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中写道——
“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就在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农民家里没书也无读书的热忱，这不仅有悖于中国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也不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现代理念。为此，他提出“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性问题，民族地区的文化失衡现象更令他忧心忡忡。
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学者率直地向费孝通提问：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人口只有5000人的鄂伦春族，居住在偏僻的深山之中，生产力比较低，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是保护文化还是保护人”的尖锐提问，使费孝通浮想联翩，他不仅亲自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同江等地考察，看望赫哲族同胞，发表了题为《小民族大家庭》的文章，而且还积极推动国家民委组织的“人口较少民族”调查和“兴边富民”行动。进而联系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衡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他深刻体会到文化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晚年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其一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1998年，他出席了北京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国际系列讲座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先后发表题为《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世变方激，赶紧补课》的讲话。
通过重读学科经典，特别是反思几位恩师的学术思想，费孝通对毕生的文化研究作了深刻思考。从马凌诺斯基的文化发现和分析，进一步领会史禄国“心态”和认同层次上的文化意义，他提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要打破学科边界，从更大的范围内认识和反思文化问题。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概括为“三级二跳”。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中国从农业文明逐渐走进工业文明。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中国又迅速进入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文化变迁的奇迹，但相应遗留的问题也特别多。“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将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
因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费孝通还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