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7年4月10日在俄罗斯图拉郊区托尔斯泰庄园中拍摄的列夫·托尔斯泰半身塑像。托尔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所写的那些现实早已不复存在，但“安娜·卡列尼娜情结”这个现实依然鲜活，依然激动人心。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新华社发（叶甫盖尼·西尼岑摄）
一
重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仍然爱不释手。心想，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至今还有多少个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的身影啊。她们是不是还有着试图尽快摆脱或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呢？再翻看手头的那些文学期刊，读一两篇还行，再读就觉得大同小异了，乏味得不行。这不禁让人想起很早以前韩少功写过的一篇题为《个性》的千字短文。他说：“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用这个评价来观照当前大大小小的文学刊物发表的那些作品，也还没有过时。
为什么这种乏味、重复、虚假、不接地气、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小说“顽症”去除不掉呢？为什么我们想从当下的文学书写中获取当代社会的可靠信息，获取现实生活的细节与质感，感受当下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微妙性的强烈阅读愿望难以实现呢？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当下的文学书写与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匹配呢？问题或许在于我们亟待重建文学书写的有效性。
二
贾樟柯的电影对于当下文学创作颇有借鉴意义。他的电影秉持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当代人讲当代事”，以独特的观察视角、饱满的生命体悟和精致的影像视听语言，试图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与时代同频共振。他的作品偏爱故土，记录社会，心系中国，悲悯人类。而我们一些作家、评论家却觉得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过时落后，对它进行贬损和污名化，甚至把它窄化为“写实”与“白描”，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技术层面上的创作风格与创作技巧，把它等同于落后、保守、平庸，等同于教条主义、歌德派和艺术品质低劣。为什么贾樟柯的电影会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中国感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的电影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总体性视野，一种社会历史性结构。至少，有一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漫长大转型的总体性，有一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或者一种“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他的电影尽管从来不去面对大人物、大城市和大事件，而是面对普通的中国人，面对小城镇里的小人物，他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小人物的视角记录中国与中国人在这40年来的深刻变化。
正是因为贾樟柯的电影具有了现实主义总体性视野的世界观，具有了宽阔、复杂、整体的中国观，才能使他的电影有了“生活在其中”的时间意义与历史洪流汇集于此的“坐标感”，才能在时代的进程中由个体的“一”写出总体的“百”，才能以中国社会历史变化进程作为背景的普遍性，与作为个体的普通中国人在时代重要关口承担起社会变迁的代表性，提炼出时代场景与个体遭际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