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尔雅》，初无此书，古代先民于文字创造盖非仓颉一人。仓颉为黄帝之臣，始制文字，不过是传说。先民见一物焉，以习惯定其音读，然后依其形状简约描画，即文字之雏形。中国文字根本性质是表意者。表音文字易于本民族传学，自咿呀学语至滔滔其言，只要会拼音，则已初通文字矣。中国则不然，不只形殊声异，一字多音、多义、多词性，而且今不乖古，今字既盛，古字犹存，这是一座人类文字学中极难攻克的堡垒。
【关键词】文字 文化 语言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导言：小学源流
秦焚书坑儒，始皇之劣迹也；秦“书同文，车同轨”，不朽之盛事也。中国文字之发轫，起于象形，五千年前仰韶彩陶上有亦图亦字之装饰纹，先民肇创，喑哑朴雅，初无造字之大愿，状自然之形以自娱耳。延至殷商，乃有创造文字之自觉，遂有契文出。商、周时代巫筮于龟甲兽骨上刻其所卜，最初有符号意义，意在记录事件，便于回忆。光绪三十年（1904），孙诒让有《契文举例》出，此甲骨文考释之始。今之考释先秦典籍，有甲骨文之助（甲骨文有四千五百字左右，据《甲骨文编》可辨识者约一千七百字），显然较乾嘉之际的大朴学家增加了辨析古代典籍的利器，此是后话，先存而不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应运而生的是对儒学经典即先秦之学的释训之学，有犍为文学者列于先，毛亨列于后，而毛亨之《毛诗故训传》据称上传自子夏。子夏固为孔子之门人，后之学者往往将子夏作为桥梁，上接孔子，下接汉儒，子夏甚至成《易经》之传人，且有专著，纪晓岚以为附会不足信。犍为文学之著述亦已散佚，只是留下了一个遥远的谜团。
“小学”之名盖源起于西汉至莽新之时，彼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刘向传经心事违”（杜甫句），违刘向之心事者其子刘歆也。所违指刘歆有篡改古籍以为王莽篡政造舆论之劣迹。然刘歆于古文字（指古籀、虫鸟篆）之研究，功不可没，不可因人而废言。而其挚友、那位被刘禹锡《陋室铭》赞为甘居“西蜀子云亭”的扬雄，于文字之“方言”，识见独称绝伦。而扬雄之人品大概刘禹锡不甚了了，他曾奉《剧秦美新》之媚文以谀王莽。同样，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刘歆与扬雄于两千年前的文字学，可并列昆仑。于文字之形、音、义，皆有发明，是最初的里程碑。
《尔雅》，小学梁柱也，初无此书，古代先民于文字创造盖非仓颉一人。仓颉为黄帝之臣，始制文字，不过是传说。先民见一物焉，以习惯定其音读，然后依其形状简约描画，即文字之雏形。此字之含义则包括食之、用之、欣赏之、祭祀之，不一而足，是则音—形—义，在其中矣。中国文字之六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初见《晋书·卫恒传》），其中指事、象形、形声，与形、音有关，而会意、转注、假借则与义有关，然此不过略而言之，其中有种种错杂或根本与六义无涉者，兹不赘。中国文字根本性质是表意者。表音文字易于本民族传学，自咿呀学语至滔滔其言，只要会拼音，则已初通文字矣。中国则不然，不只形殊声异，一字多音、多义、多词性，而且今不乖古，今字既盛，古字犹存，这是一座人类文字学中极难攻克的堡垒。
中国古代皓首穷经之硕彦大儒，即使于小学上竭尽毕生之力，犹有不及。注《尔雅》之学者不可胜数，其著述之丰，何止千数，今唯举荦荦大者，略窥其一斑。
西汉时有终军者，《汉书·艺文志》有《终军》八篇，少年豪杰，十八岁为博士弟子，于《尔雅》独深其道，著作散佚，死年二十余，深为《尔雅》之学失一英才恸！刘歆、扬雄之后，东汉经学家许慎著《说文解字》，可谓研究秦小篆之拓荒者。三国魏人张揖作《广雅》，清王念孙作《广雅疏证》。王念孙虽称张揖“为功于诂训也大矣”，然以为文字之学最重提领而挈纲，本立而道生。王念孙意欲博考以证张揖之误采，参酌而寤先儒之误说，“以燕石之瑜，补荆璞之瑕”。读此文，似曾相识，乃索查之，原来出自东晋郭璞为扬雄《方言》作之序，序中有云：“余少玩雅训，旁味《方言》，复为之解，触事广之，演其未及，摘其谬漏，庶以燕石之瑜，补琬琰之瑕。”王念孙虽有抄一千五百年前文章之嫌，然改“琬琰”为“荆璞”，终觉文字提高一步，可喜也。当然从张揖到王念孙历一千五百年，从扬雄到郭璞历三百年，后继者较先行者在文字学上的进步是显然的。扬雄之后，东汉郑玄，为汉代集注学之大成者，注《周易》、《论语》、《尚书》。《十三经注疏》中有其所注毛诗，然略觉可惜者，郑玄以《礼》注《诗》，故附会穿凿多有，为迂儒之通病耳。南朝沈约之子沈旋亦精于小学，惜其著述亡佚。此后唐陆德明为郭璞《尔雅注》增其音义，北宋邢昺为《尔雅注》作疏，以畅其文义。《十三经注疏》中所选即郭璞注本及邢昺疏本。南宋郑樵有《尔雅郑注》，陆佃有《埤雅》，皆入四库，信其名不虚传。
小学至戴震出，于音韵、训诂、名物、方言，无所不精，允为一代宗师，其《尔雅文字考》、《音韵考》、《方言疏证》、《声类表》，皆小学之经典著述。其为乾嘉学派之大纛，或无疑焉。兹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鸣盛《蛾术编》皆称大手笔。近代以还，甲骨出土，金文日多，有王懿荣、刘鹗、孙诒让、董作宾、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胡厚宣、于省吾、商承祚、容庚、唐兰、李学勤、裘锡圭诸大师相望于学林文字之道。吾友康殷于古文字形发微亦有睿识，惜其骂人甚烈，不容于学界。信夫小学为诸经学之奠基，后之来者一以为幸，一以为忧：幸者，前人之殊勋，足资享用；忧者，文字一事，终非儿戏，不皓首而穷经，而欲前进一步，恐为梦想。
郭璞《尔雅注》简析
郭璞在《尔雅注序》（晋郭璞撰，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中总论《尔雅》：“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训诂者又称训故、诂训、故训。盖以当下人所通用之词语以解释古籍之词义称“训”，以解释古代方言者为“诂”。前者如《尔雅·释水》：“大波为澜，小波为沦”，后者如《尔雅·训诂》：“乔、嵩、崇，高也。”——范批）
所谓“离辞”者，一说连缀词句，一说分析词句。史记称《庄子》：“善属书离辞”，谓庄子善于辨析也。“同实而殊号”则指内容意义一也，而词语则异，词语既异，则音读固殊，而音读随十方国土之不同，同一字，固有方言之殊。训、诂之所以为别者，“训”重在义，而“诂”重在音也。《说文解字》释“训”：“说教也。”“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从言、川声。许运切。”（《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注》释“诂”：“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古人所用之音，古人如此言也—范批）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正音之意也。
王念孙《尔雅疏证》之“疏”者，开浚也，疏导也，古人所用词语，今人读而不能明者，则疏而导之也。注，给古代书中字句作解释，所谓“注疏”（亦可称“疏注”——范批），乃注文和解释注文的文字的合称，而传、笺、解、章句等词，其义皆同，而疏又有义疏、正义、疏义等词，其义皆同也。
唐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于《经典释文·尔雅序录》中云：“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章句也，释也。——范批）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前汉终军始受豹鼠之赐，自兹迄今，斯文盛矣。先儒多为亿（臆——范批）必之说，乖（乖戾、背戾、背离常道—范批）盖阙之义。唯郭景纯（郭璞），洽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所重。今依郭本为正，犍为文学（一以犍为文学为人名，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范批）注三卷，刘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后汉）注三卷，孙炎注三卷，郭璞注三卷。”“梁有沈旋（沈约之子），集众家之注，陈博士施乾、国子祭酒谢峤舍人顾野王并撰音，既是名家，亦采之，附于郭本之末。”陆德明所述《尔雅》之始作者周公、所增者仲尼诸说，皆为臆测，已不足取。至三国张揖，始有书流传，其余皆佚，无从考。陆德明之功绩在于张揖之后，又荟萃三国、晋、南朝诸名家之说，以附郭璞之书后，使犍为文学等人之著述不于时光流逝中湮没，功不可没也。
南宋所订之《十三经》中，所用为东晋郭璞《尔雅注》和北宋邢昺《尔雅疏》，所以然者，以邢昺之著传至南宋，为当时疏注中最详赅者，苟彼时有王念孙、段玉裁之著，则邢昺之著其陋必见。然历史不可假设，自朱熹至王、段，《尔雅》之学始大备之矣。今略述《尔雅》成书原始、传流、大备，深感中国于文字学领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今之读者唯择要以领略可矣。尔，迩也，近也；雅，正也，庄也。识得《尔雅》，然后知中国语言之典丽博雅，近取诸身，与流俗之市廛秽语划一界限。中国是不缺少文字的伟大国度，唯今之世，动荡浮躁之徒以极其恶浊之词入口语，或标以英文字母，或以谐音错杂用之，俗世以为时髦者，正国学之大敌，雅言之贱贼也。
《尔雅》郑注要旨
郑樵（1104～1162），福建莆田人，不应科举，刻苦力学三十年，访书十年。因不满空谈心性、讲究辞章的风气，于史学主张广博会通，故尊通史而抑断代，褒司马迁而贬班固，生平著作丰富，有《氏族志》、《动植志》等八十余种。而著作多亡佚，存者除《通志》外，仅有《尔雅注》、《夹漈遗稿》、《诗辨妄》及一些零散遗文。郑樵克服了南宋诸儒崇义理而疏考证的毛病，甚至诋汉儒毛亨、郑玄，于是遭到诸儒的攻击。郑樵孤踪独往，不尚空谈，于南宋空谈心性甚嚣尘上之世，可谓巍巍其一人耳。他以博洽而傲睨一世，对《诗经》研究的辨妄，功绩尤著，清纪昀称其所为文“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郑注，《尔雅》家以为善本。
郑樵《尔雅注序》曰：“《尔雅》逸，而笺注劳。……《尔雅》者，约六经而归《尔雅》，故逸；笺注者，散《尔雅》以投六经，故劳。”
郑樵又曰：“有《诗》、《书》而后有《尔雅》，《尔雅》凭《诗》、《书》以作注，往往出自汉代笺注未行之前，其孰（何能）以为周公哉！《尔雅》释六经者也，《尔雅》明，百家笺注皆可废。”
典籍上有之，《尔雅》有之；笺注则非，网罗天下名物，附以义理，《尔雅》无之。逸、劳指此。
郑樵曰：“《尔雅》，应释者也；笺注，不应释者也。人所不识者，当释而释之，曰：应释；人所不识者，当释而不释，所识者，不当而释之；曰：不应释。古人语言于今有变，生今之世何由识古人语？此《释诂》所由作；五方语言不同，生于夷何由识华语？此《释言》所由作；物有可以理难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可明，故借言之利以为证，此《释训》所由作；宗族、婚姻，称谓不同，宫室、器乐，命名亦异，此《释亲》、《释宫》、《释器》、《释乐》所由作；人之所用者，人之事尔，何由知天之物？此《释天》所由作；生于此土而已，九州之远、山川丘陵之异何由历？此《释地》、《释丘》、《释山》、《释水》所由作；动物、植物，五方所产各有名，古今所名亦异谓，此《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所由作。”这是郑樵以为《尔雅》作为经书，应将人们所不识者释之，郑樵名之为“应释者”。反之，“当释而不释”，“不当释而释之”名之为“不应释者”。
《尔雅》，应释者也，释人所不识者释之，此《尔雅》所以为郑樵所酷爱也。
注笺家之通病，——舍经（不应识者，孟子所谓“不虑而知”者，天然自在者也。——范批）而从纬（应识者，对自在之物附显以义理—范批），背实（早为长物——范批）而应虚（附加之义理——范批），致后学者昧其所不识（经也）而妄其所识也（纬也）……不应识者经也、实也。
郑樵，对“不应识者”（即本来识者）特重，它们不凭文字而后显，不借训释而后知，以为这才是经学之本，不能舍经而求纬。
郑樵曰：“言读百篇理自见，何谓释则不显？且如《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无笺注人岂不识？《孟子》所谓‘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无笺注人岂不识？《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无笺注人岂不识？此皆义理之言，可详而知，无待注释（本然也，不待释而后然。——范批），有注释则人必生疑（天下自在之物，本无可疑。——范批），疑则曰，此语不徒然也，乃舍经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复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为经意，故去经远。”
郑樵鞭辟先儒注家之陋习，六经岂可注我乎？
郑樵曰：“正犹入夜必寝，旦必食，不须告人也 ［而陋儒于此‘不应识者’（即不借释而后知者）则详，愈详则愈迷，正所谓迷而妄者—范批］，忽而告人曰，吾夜已寝，旦已食矣，闻之者岂信其直如此耳，必曰，是言不徒发也，若夜寝旦食又何须告人，先儒笺解虚言，致后人疑惑，正类此。因疑而求，因求而迷，因迷而妄，指南为北，俾日作月，欣欣然以为自得之学，其实沉沦转徙可哀也哉。此患无他，生于疑而其疑无他，生于本来识者（即前指长物）而作不识者解耳。”
实者，非外加义理而后有，此经之所以不应识者。先儒迷障于泥己之见，应识者，虚也，迷也。
《尔雅》训释《六经》，极有条理，然只是一家之言，又多徇于理（即前义理，应识者。——范批）而不达乎情状（即长物，不应识者，自在之物——范批），故其所释《六经》者，《六经》本意未必皆然。
郑樵爱《尔雅》，然以为《尔雅》亦有陋，故以注之。不迷信是郑樵之最大美德。
“樵酷爱其书得法度（即前所赞其书极有条理——范批）。今之所注只得据《尔雅》意旨所在，因采经以为证，不可叛之也。其于物之名大有拘碍处，亦略为之摭正云耳。”
郑樵以为不可叛经以求虚，然而可摭正经书（指《尔雅》——范批）之病。
恃才傲物，目空古今，固为郑樵的毛病，纪昀称其“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别白观之可矣”。别白观之者，作另类观也，以纪昀之博雅，内心有特赏郑樵之处，尤其指出郑樵“驳正旧文”，皆极精当。纪昀举了若干例证（亦即郑樵自谓摭正经书处），表彰其功，择其三于下：
一、郑樵于《释天》“四时”章中引文：“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时和为之玉烛（余曲中曾有‘霸业烟销，玉烛长调’句，即用此意）。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时和为通正，谓之景风；甘雨时降，万物以嘉，谓之醴泉。”郑樵依据中国文章所时有之骈文韵味，指出“谓之景风”之前必丢失八字，这是一针见血、斫轮老手之眼力；二、又于《释亲》“母党”章中，郑樵以《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为证，以为《尔雅》注中“女子同出（同一母所生也），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为误。郑樵以为“同出”指俱嫁一夫，诸侯嫁女时陪嫁的女子称“媵”，正《公羊传·庄公十九年》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切勿误解何以娶国，古文简略，娶国之一女，则国之另一女陪嫁之意。这是郑樵又一次显露了断狱老吏的睿识；三、郑樵又以《左传》正“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嫔”的解释为误，以《左传》之意，不过是统称而已，与生死无关，此见于本人后文之释“考”“妣”“嫔”，读者当知最初之发现人为郑樵。以上三例，正郑樵“摭正经书”处，亦纪昀之所激赏处。
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要旨
王念孙云：“博士张君稚让（三国魏张揖）……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解，谶纬之纪，《仓颉》、《训纂》《滂喜》、《方言》、《说文》之说，靡不兼载。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佚不传者，可借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训诂也大矣。”此王念孙对张揖《广雅》所作的概述。有清一代，对前人之著作是极难作如此公允而肯定的评价的。这是王念孙作为学人所具备的美德。王念孙，固谦逊博雅之士也，先盛赞张揖之功，唯其有张揖书在，乃有自己所以广之之可能，文人治学之诚，于此可见矣。
王念孙又云：“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此已隐然有批评张揖之意矣——范批）。……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所谓念别字也），音别为义（非原义也），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其或张君误采，博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寤其非，以燕石之瑜，补荆璞之瑕（直指《广雅》通病——范批）。”
王念孙于学术一事，绝不囿于先儒之说，只眼独具，言之凿凿。然学者本性谦揖，亦在其中焉。
据王念孙对张揖《广雅》一书之疏证，主要归为两类：一、张揖本人之误（即前“误采”或“误说”者）；二、年代久远，必有书在流传过程中之“讹脱”，则非张揖之过。总一千零八处，用心之苦，于此可见。王念孙详以开列如下：“又宪（隋之曹宪也）避炀帝讳（名广），始称《博雅》，今则仍名《广雅》……盖是书之讹脱久矣……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漶漫之意）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
既前文赞《广雅》之功德焉，至于其错讹，则毫不吝情，痛加审问、明辨，王念孙之《春秋》笔法，于此令人拊掌矣。张揖本人于九泉有灵，深应感谢一千五百年后之知音王念孙。
张揖《上广雅表》要旨
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
此论已为历代注家所否定矣。盖周公时所无之文，《尔雅》有之，周公则何能与《尔雅》有缘哉？故而，张揖《广雅》为始作者，盖彼时社会所流传者，手抄口传，所误固多也。
徐朝华教授有云：“《尔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从古到今说法不一，尚无定论（恐永远无定论矣——范批）。最初说是周公所作（见张揖之《上广雅表》），或说是孔子门人所作。宋代以后认为周公、孔子门人所作，都是依托之词，从而否定了圣人所作的说法……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年刘歆伪撰（故而一人不能作恶，刘歆亦有被后人作箭靶式人物之悲剧——范批）……汉武帝时，犍为文学（一说复姓“犍为”，“文学”名也；一说“犍为”为地名，文学，武帝时官职——见前范批）的《尔雅注》出，可见《尔雅》之成书亦不会在汉代，因此，大体上可以断定，《尔雅》最初成书当在战国末年……并非一人之作。”此论是也。
《尔雅》成书之年代，当在战国之末。秦焚书坑儒，《尔雅》飘零，是其必然。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而后，犍为文学乃有《尔雅注》，此时注本当较稍后三国张揖之注错讹更多。
《尔雅》之地位，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直至唐、宋，地位步步升高，至南宋《十三经》，由群经之中跃然而出，成重要经典。辞书本是工具书而成经典，亦足见中国人之于形、音、义之重视。
徐朝华先生有云：“而且今文经学家的注释多侧重于阐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此正清代大儒王念孙所不取者，亦为南宋郑樵所深恶者。郑樵的经、纬之说，鞭辟入里（经—本然—不应识者，纬—附会—应识者），深宜读经者慎诸。后之来者于读《尔雅》之时，正应于本然之“不应识者”加意，而不当于“应识者”为历代酸儒所惑也。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要旨
王念孙与段玉裁同为戴震之高足，是乾嘉朴学之翘楚。王念孙《广雅疏证》是清代训诂学的重要著作，书成后，段玉裁为之制序。在《广雅疏证序》中，段玉裁首先将小学之本义简明概括为文字之形、音、义，而于“古”“今”之名称区别，又有时间先后辩证之看法：“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举一可得其五。三代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如伏生之《今文尚书》，即以汉为今也——范批），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
以段玉裁之博学，其所评王念孙，可谓一言九鼎，而其文简而赅，论小学之纲领也。段云：“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周官》‘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形也；转注、假借二者，驭形者也，音与义也。”段玉裁论义、音、形之所从来，似可推求。窃以为义者，事物本性也，先民必有音以呼之，然后造字以状之（见前文）。
段云：“三代小学之书不传（夏、商、周小学之书有之而佚矣，西汉末刘歆，始有‘小学’之名——范批），今之存者，形书《说文》为之首，《玉篇》以下次之；音书《广韵》为之首，《集韵》以下次之；义书《尔雅》为之首，《方言》、《释名》、《广雅》以下次之。”
段玉裁略述形书、音书、义书之首、次，可见《尔雅》一书，成书只可能为周末战国之世，而“小学”之名则为汉刘歆、孔安国之后开始流行，条理清晰而分类有序。关于文字六义中，“转注”“假借”两义，段玉裁之说法简洁明了：“义属于形，是为转注；义属于声，是为假借。”此转注与假借二义之要旨，前之人述焉不详也。
“稚让（张揖也）为魏博士，作《广雅》，盖魏以前经传谣俗之形、音、义荟萃于是。不孰（熟也，《荀子》：‘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范批）于古形、古音、古义，则其说之存者无由甄综，其说之已亡者无由此例推测。形失，则谓《说文》之外字皆可废；音失，则惑于字母七音犹治丝棼之；义失，则梏于《说文》所说之本义，而废其假借，又或言假借，而昧其古音；是皆无与于小学者也。”
此段文字于张揖之《广雅》，有微词焉，然亦不甚詈骂。而其切当有胜于垢骂，此段玉裁、陈明、王念孙所以注疏《广雅》之必要也。当然，张揖的“荟萃”之功亦不可没也。
“怀祖氏（王念孙）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假《广雅》以证其所得，其注之精粹，再有子云（扬雄），必能知之。敢以是质于怀祖氏，并质诸天下后世言小学者。”此段玉裁对王念孙《广雅疏证》的最高评价，“一人而已”，指乾嘉之际，注家蜂起之时，能独尊于士林者，舍怀祖无第二人也。
王念孙以精微敏妙之方法研究《广雅》，于义、音、形三者，古义今义、古音今音、古形今形六者辨析审问，则其功至巨而足为后世学人之规矩也。
释诂第一
邢昺疏云：“释曰：释，解也。诂，古也。古今异言，解之使人知也。……此篇相承以为周公作，但其文有周公后事，故先儒共疑焉。”
周公后事，周公固不可得而闻，以云周公所作，故先儒疑之。而《释诂第一》所载，周公时所有者，则不足怪。《尔雅》注者大体依先秦典籍，若《左传》、《公羊》、《谷梁》、《礼记》、《书经》、《易经》、《论语》、《孟子》、《国语》，尤以《诗经》所引最多。郭璞后之注家，更扩充之，则汉后之著录者如《汉书·艺文志》中之《尸子》二十篇原文虽佚，而辑录有之。又如晋代发现之汲郡战国时魏安釐王墓中之先秦古书《汲冢书》，其史料后之注家当可用之。《尔雅》注，是先有《尔雅》本身之解，语极简约，郭璞以注释之，邢昺更扩充之，邢昺于前人“书名僻异，义旨隐奥处，则具载彼文以祛未寤者”。是则《尔雅》于形、音、义愈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邢昺后之注家如郑樵，则观邢昺之疏漏处，中国文字学之前进，正所谓艰难苦恨，实非易事。
《尔雅》之所录字数凡13113，今之所可用者十之三，习见者十之一而已，于使用上不复见亦不须见者则为文字之古董，然其可贵在古代典籍上苟见之，则读者豁然大朗，以知《尔雅》及其注疏非为当下之日常实用，实专供学者研探古籍所必备，其为用则大矣。
今试举《释诂第一》中数例为证：
第一例：“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初”，许慎《说文解字·刀部》：“（初），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段玉裁注：“见《释诂》。会意，楚居切。……《衣部》曰：制衣以针，用刀则为制之始，引伸为凡始之称。此说从刀衣之意。”以余之意，人类自野蛮而文明，始制衣裳，或以鱼骨，或以兽骨磨以为针；或以兽筋、细藤以为线而连缀为衣。所谓衣者，聊以遮羞而已，非如今之有领有袖。知羞矣，则文明之初矣，故“初”为始也，极其切当也。
“哉”字，今为语气词，往往用于句尾，与“初”义无涉，邢昺疏云：“哉者，古文作才，《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声近借为哉始之哉。”《说文解字·才部》：“才，草木之初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始之称。《释诂》曰：‘初、哉，始也。’哉即才，故‘哉生明’亦作‘才生明’。凡‘才’‘材’‘裁’‘纔’字，以同音通用。”《说文》更以象形、会意以解“才”字：“从丨上贯—，将生枝叶也。—，地也。”以我之见，—（地也）上植以草木（丨）矣，（丿）枝叶之渐生也。故段玉裁注云：“草木之初而枝叶毕寓焉，生人之初而万善毕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蕴也。”《说文》为郭璞所重，故于《释诂》中往往引述之。俗语所谓才人者，人之生始已蕴之矣。
“首”，邢昺云：“首者，头也，首之始也。”这句话颇为费解者，“首”如何为“首之始”？语焉似不通，乃于《说文》中找到答案。原来这源于“巛，象发”。段玉裁注：“说上有巛之意，象发形也，小篆则但取头形。”那么，首之始殆为发也。此段玉裁之睿识，倘于古籀、小篆无深刻之研究，是无法对《说文》作注的，正所谓“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矣。
“基”者，《说文·土部》云：“墙始也。”段氏以为：“墙始也，本义也，引申之为凡始之称。《释诂上》、《周语》、《毛诗》传皆曰：‘基，始也。’”
“肈”者，《说文》作肁，，许慎原书无此字篆体，以讳汉和帝之名也。《后汉书》作“肇”。段玉裁以为古有“肈”无“肇”，这是他考证了伏无忌之《古今注》、李贤《后汉书注》，以为伏侯作《古今注》时断无从文之“肇”，李贤也断不会以为“肈”“肇”为二字，汉人用“肈”作“始”解，则成定论。
“祖”者，宗庙之始也。《释诂上》云：“祖，始也”，为宗庙引申之义，则古切。［中国古籍，或有注音，皆用反切，所谓反切者以第一字之声母配第二字之韵母也，如祖为则（zé）之声母与古（gǔ）之韵母相配为zǔ。余皆类推。《镜花缘》中有腐儒唐敖者至女儿国，不知反切，而众姝皆以反切之音相问答，唐敖一头雾水，以此讽古之文人之陋者，亦不知反切为何物也。要之，用反切之法拼音，所用之字必简于被注之字，俾使学人以简而入繁，苟“祖”字注为“”（zé）“杚”（gǔ）切，则滑稽甚矣，“祖”且不识，何论“”“杚”哉？又古文字或不用反切，直接以简单之字注较生僻之字，如“凫”音“伏（fú）”，则不可反是，若注“伏”音“凫”，则学人愈入五里雾中矣。］
“元”，邢昺疏：“元者，善之长也。长即始义。”（《尔雅注疏》）段玉裁引《九家易》曰：“元者，气之始也。”《易经·乾卦》首句“元亨利贞”之“元”倘作气之始释，则天地未见之时，有至大之气，冥冥然在焉。元者，始也；亨者，顺也；利者，宜也；贞者，正也。有此四者（非指物质，朱熹所谓天地未见，先有理在之意），然后鸿蒙开，天地生，万物滋，“元”释为“始”，不亦宜乎？
“胎”，邢昺疏：“胎者，人成形之始也。”（《尔雅注疏》）“始”者引申之义也。佛十二因缘中之“有”也，成形必三月，故《说文解字》作，会意而象形者也。
“俶”，邢昺疏：“俶者，动作之始也。”（《尔雅注疏》）许慎《说文·人部》：“俶，善也。从人叔声。”并引《诗经》中“令终有俶”（《大雅·既醉》），以为善训之证。段玉裁则以为“俶有两说，一曰善，一曰始”。窃以为此中含人之初皆蕴善也，如此则二说合一矣。
“落”，邢昺疏：“落者，木叶陨坠之始也。”（《尔雅注疏》）许慎《说文·艸部》云：“落，凡草曰零，木曰落。”盖凡木之始生，有抽丝吐绿之渐进过程，而木之落，则大体一阵秋风便“无边落木萧萧下”，故而木落之过程短暂，开始即结束。“陨坠之始”，缘“始”与“陨坠”皆为过程，乃以“落”字征“始”字，会意而已，并非十分确凿。今之人已绝对以“落”为结束，如“落成”“落幕”等皆是。
“权舆”，邢昺疏：“权舆者，天地之始也，天圆（权）而地方（舆），因名云，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诗》、《书》雅记所载之言，则不必尽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尔雅注疏》）段玉裁之意，“权舆”造字之本意，确有天地之始意，然“不必尽取此理”，亦可用于他处。而“初”、“首”、“基”、“肇”、“祖”、“元”数字则见于《诗》、《书》，故曰“义之常行”。扬雄有言，各地方言“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方言》卷一）。此郭璞所作《释言》之由也。
以上以郭璞所注、邢昺所疏之《尔雅》为基础，复参照许慎《说文》于形、音、义之剖析，加上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所作的考证。自4世纪始（郭璞《尔雅注》）至19世纪初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已一千五百年矣，中国文字销镕铸鐻，是一漫长的积渐过程，从这一点上论，中国于文字学之探求，很少有他国文字可比肩者。
我们再就郑樵《尔雅注》略辨其与邢昺《尔雅注疏》之区别：如“肈”字，邢昺：“肈者……始开也。”郑樵：“始辟户也。”显然，郑樵言“开”指开门也。而“权舆”，邢昺云：“天地之始也。天圆而地方，因名云。”郑樵则释曰：“胚胎未成，亦物之始。”并未对“权舆”作天圆地方诸解释。郑樵有如下看法，或正对邢昺之批评：“可以文义求他，因音借字，不可以文义求者，难专泥此旧注。”
《释诂上》中，多字以言“始”，其中“初”，今常于文章之首用之；“哉”则转换为语尾感叹词；“首”、“基”、“肈”，通常用为“始”义；“胎”“俶”“权舆”则已沉寂不复用矣。“落”则与今之解相悖（见前文）。
《释诂第一》第二例：
“黄发、齿、鲐背、耇（gǒu）、老，寿也。”郭璞注云：“黄发，发落更生黄者；齿，齿堕更生细者；鲐背，背皮如鲐鱼；耇犹耆（qí）也。皆寿考之通称。”文字一事，远古所留，倘为后之大文人所用，则传之弥久，则此字（词）之幸也。如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用“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宋苏东坡《浣溪沙》“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意指我虽白发矣，不欲白发而变黄也。“鲐”者，鲭科鱼类，背呈青色，且有深蓝色波状条纹，颇类老年人皮肤老化后之状貌，“鲐背”一词盖源于此。古人亦有于诗文中用之者，如唐郑嵎《津阳门》诗：“笑云鲐老不为礼，飘萧雪鬓双垂颐。”指驼背之老人，其状已鞠躬如也，不须更为礼也。《宋书·谢灵运传》载《撰征赋》：“驱鲐稚于淮曲”，“鲐稚”犹言老幼也，然今人已不复用。耇，郑樵注中引扬雄《方言》云：“秦晋之郊，陈兖之会，谓老曰耇。”郭璞注：“耇犹耆也。”音读为shì，则通“嗜”，爱好也。《庄子·齐物论》：“鸱鸦耆鼠。”苟“耇”字音读为zhǐ，则作致使、达到解，《诗经·周颂·武》：“胜殷遏刘，耆定尔功。”（《毛传》：“刘，杀；耆，改”）后两种音读（shì和zhǐ），不仅字义杳不相干，读音亦全然不同，而皆见于先秦典籍，而不见于《尔雅注疏》，故《尔雅》虽万三千余字，亦不能囊括天下字也，虽经郭璞、邢昺、郑樵诸家注疏，亦不可以为天下之能事毕矣。
《释诂第一》第三例：
“㪉、郃、盍（胡腊切）、翕、仇、偶、妃（音配）、匹、会，合也。”这些字大体与“合”字同义，唯一“仇”字，盖与今日之字义正相反。《左传》有云：“怨耦曰仇”，“耦”同“偶”，相对合也。此正所谓“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爱”与“仇”为孪生，以“仇”作“合”解，今人往往不能理解，而民间称对偶为“怨家”，似可以于此作一旁证。《尔雅·释诂上》又一相近之例：“仇、雠、敌、妃、知、仪，匹也。”邢昺疏云，“仇者，孙炎云‘相求之匹’。雠者，俦、侣、辈、类之匹也。敌者，相当之匹也”。《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苟望文生义，不通《尔雅》，必作荒唐之解。“君子好仇”，今皆作“君子好逑”，其实古文“仇”与“逑”同，好仇者，好逑也，好的伴侣也。这是《尔雅》提供我们的最佳“索隐之方”的例证。
第四例：
“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卬，《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人涉卬否。”原诗描写爱情之女方，等待男方，虽有舟可渡河而不登，所谓“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郭璞注，“卬，犹姎也”，而《说文·女部》云：“姎，女人自称，姎我也。从女央声。”此诗本是卫国流行已久的爱情民歌，《诗序》则必称此诗“刺卫宣公及其夫人宣姜”，又有王先谦者解为“贤者不遇时而作也”。此正所谓好事者强解民歌。董仲舒云“诗无达诂”，诗之含蓄，固无确凿不二之解。反之，倘强为解人穿凿附会，则必成盲人之扪象，瞎子之断匾矣，此与“诗无达诂”盖非一义也。
此例中，“吾”、“予”、“身”、“甫”、“余”，今人尚偶以用之，而“卬”“台”“言”不见用，“朕”则自秦始皇起专为皇帝之自称，太后听政时亦自称朕，先秦则皆用以自称。如屈原《离骚》：“朕皇考曰伯庸”，即我的父亲（皇考）的名字叫伯庸。
第五例：
“诏、亮、左、右、相，导也（郭璞注：‘皆谓教导之’）。诏、相、导、左、右、助（音虑，谓赞勉）也。亮、介、尚，右也（绍介、劝尚，皆相佑助）。左、右，亮也。”郭璞注：“反复相训，以尽其义。”《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同仇，见前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本是一首天然朴素的爱情民歌，后人必解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古文《诗大序》）又“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因为译者往往不读《尔雅》，解为“参差不齐的荇菜，在左右漂流”，这也属望文生义。其实此诗三段，首段言美好的女子，正是君子的佳偶，二、三段则诗之“比”也，那参差不齐的荇菜，“左右流之”，流，选择也。男女相互扶持以选择所采之荇菜也。男欢女爱包含着朴素的相依为命的内心诉求，真挚感人之处正在于此，其中穿插着哀而不伤的描述，有一波三折之感。这一切与后妃之德何涉哉？
今日口语之“相夫教子”，相者亦帮助之意，口语中有极典雅者，唯今人不知其所出耳。
又：“战、栗、震、惊、戁（女板切）、竦、恐、慴（即慑也），惧也。”这其中除“戁”字今所不用，其他各字皆为习见常用字。“痡（pū）、瘏（tú）、虺颓（huī tuí）、玄黄、劬（qú）劳、咎（jiù）、（cuì）、瘽（qín）、
瘉（yù）、鳏（guān）、戮（lù）、癙（shǔ）、癵（luán）、㾖（lǐ）、痒（yǎng）、疧（qí）、疵（cī）、闵（mǐn）、逐、疚（jiù）、痗（mèi）、瘥（cuó）、痱（fèi）、（dǎn）瘵（zhài）、瘼（mò）、瘠（jí），病也。”其中“玄黄”一词，郭璞以为孙炎之解不能弘通：“而说者便谓之马病，失其义也。”郭璞以为是“皆人病之通名”。然谓马之病，亦有所据，《诗经·周南·卷耳》：“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古人用词亦往往借用，此处非指人之病，是马之病也。后人尤应注意者，“天地玄黄”（指高天之深青与大地之黄色），言天地之色，非指病也。此中言病之字，今除劬劳、咎、、痒、疚、瘼数字，几已绝迹，然古代典籍既有，则《尔雅》必备，这是一本考据学家所用的字典，不可因少用于今而忽之也。
在《释诂》中，我们发现有一处，或为近代学界所从未有人提及者：“俨（yǎn）、恪、祗（zhī）、翼、（yīn）、恭、钦、寅、熯（rǎn），敬也。”其中“恪”字，见于近代大学人陈寅恪、或吾之姑祖父大画家陈衡恪之名，徐朝华先生《尔雅今注》上注音为kè，举《国语·周语中》：“以恪守业则不懈”为例。而郭璞注则为“恪，虚各切”，即“虚”字声母x与“各”字韵母uè相配念，则为谐谑之“谑”，世人皆称陈寅恪、陈衡恪为陈寅恪（xuè）、陈衡恪（xuè），而未闻念陈寅恪（kè）、陈衡恪（kè）者。凡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在用外文签名时则签kè音，这就使人疑其所以。以吾之见，以陈寅恪父亲陈散原（三立先生，先曾祖范伯子当世先生之亲家）之渊博，取“恪”必用古音，而古人用“恪”于名，如五代之画家石恪，从来皆念石恪（xuè），而未闻念石恪（kè）者；而《尔雅》则唯有xuè音（虚各切），这就更使人不解，陈散原不可能不告诉陈寅恪、陈衡恪应念虚各切即xuè，而以陈寅恪之渊博亦不可能不读《尔雅》，这就表现了陈寅恪对读音的灵活掌握，见外国人则念kè，讲深了他们也茫然。而于国中，则从来皆用陈寅恪（xuè）。从而联系五代画家石恪（xuè），自古皆念石恪（xuè）。由此可知，凡用于名必读xuè。这在《尔雅》上未及详述，作为十翼范曾读《尔雅》之一心得可也，谈不上发明。
再谈“翼”字，邢昺疏曰：“小心之敬也。”顺便提及本人之字“十翼”，此文燕堂翁所赐字也。《十翼》者指战国至汉孔子门人伪托孔子之名所作之《易》疏十篇文章：上下《象》、上下《彖》、上下《系词》、《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其对《易》有“小心之敬”在焉，故称“十翼”，虽为伪托孔子文，然已成《易经》不可分割之主要内容。古人有但留其言，不留其名的雅量，不似今日之但求浮名而不务实学者。“翼”字于日常生活中有“小心翼翼”之语，谨慎重于敬仰，与《尔雅》中“小心之敬”有分量上之差异，“小心之敬”则敬之唯恐不周，而“小心翼翼”则为事处处恐有所失也。前者出于心，而后者慎于事。
至于“俨”字，郭璞注：“俨然，敬貌”，敬外更有庄在焉。《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极言商汤、夏禹与周初对天道的敬仰。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十八则论李煜词：“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是云李煜词中所包含的广大慈悲，其庄敬不在词内而正在词外，此所以宋徽宗所不及处。
古与今，乱与治，能相反而兼通，此亦中国文字之妙，《尔雅·释诂下》举两例：“肆、故，今也。”邢昺释云：“即以肆之一字为故今，因上启下之语，郭氏字别为义云：‘肆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下。’‘在下’者，谓在下文‘徂、在，存也’注。”我们往文后索查之，果见《释诂下》：“徂、在，存也。”郭璞注：“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曏（shǎng），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邢昺之疏则云：“释曰：《郑风·出其东门》云：‘匪我思且’，郑笺云：‘非我思存也。’徂、且音义同，在训存者，常语也。上云：‘徂，往也’，往则非存，故郭氏列类以晓人也。云‘美恶不嫌同名’者，案，隐七年《公羊传》云：‘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何休云：‘若继体君亦称即位，继弑君亦称即位，皆有起文，美恶不嫌同辞。’是也。若此篇往也、死也，亦称徂，是恶也；存也，亦称徂，是美也。各首其义，故云‘美恶不嫌同名’。”范按：郑樵《尔雅注》与郝懿行《尔雅义疏》皆以《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为例同意邢昺之注，而朱熹之《诗集传》、杨树达《词诠》以为“且”无“存”义。以邢、郑之学，或有古籍以证其说，朱、杨之说亦待考。
前引文中“以乱为治”，于先秦诗文中亦有见之，《离骚》结尾：“乱曰……”，指全诗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正所谓“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至此，“乱曰”以下实总言之、统言之之意，亦“以乱为治”，发理词指，撮其总要也。读上古之文，尤应于此加意，稍一疏忽，词义正相反也。
人之亡，今日曰“死”，然《尔雅》所释略录如下：邢昺疏云：“《曲礼》曰：‘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则不分尊卑者，如尧曰“徂落”，徂，往也，即今日口语“人已走矣”，“徂落”，若草木之叶落也。
以上仅举例说明《释诂》的意义：“生今之世何由识古人语，此《释诂》所由作。”
释言第二
郑樵于《尔雅注序》中称：“五方语言不同，生于夷何由识华语？此《释言》所由作。”又邢昺于《尔雅·释言疏》中云：“释曰：《说文》曰：‘直言曰言。’仲尼曰：‘言以足志。’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非纹身也，自身之文，则指发于此身言也—范批）古人有以一句为一言者，有以一字为一言者，要在《释言》所解决的问题，正是方言而已。扬雄《方言》云：“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邢昺疏云：“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是曰《释言》。”邢昺重在释方言之义，而未一一实指其方。
扬雄虽西汉人，早邢昺千余年，然其著足补邢昺之不足。扬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正昔年郭璞所谓“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者矣。
更上溯《方言》之所从来，西汉扬雄与刘歆来往书信，商研“别国不相往来之言”，原十五卷，今本十三卷。仿照《尔雅》体例，将古今各地方言中的同义词以聚合之，作一通释。大部注明通行地区或范围，此正《尔雅》所缺者也，因之其《释诂》与《释言》似无大别，而《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则必标明地域或国名。如前文所述《诗经·周颂·武》“胜殷遏刘，耆定尔功”之“刘”字，《毛传》：“刘，杀；耆（zhǐ），致。”《诗经·周颂·武》并未涉方言。而于扬雄《方言》中则明确指出：“虔、刘、惨、惏，杀也（今关西人呼打为惏，音廪，或洛感反）。秦、晋、宋、卫之间谓杀曰刘，晋之北鄙亦曰刘。秦、晋之北鄙，燕之北郊，翟县之郊谓贼为虔（今上党潞县即古翟国）。晋、魏、河内之北谓惏为残，楚谓之贪，南楚江湘之间谓之欺（言欺惏难猒也）。”
《尔雅注疏》中所不见之字如“嫽”（liáo），“嫽”亦作“僚”，《尔雅》中亦不见，美好也。《文选·傅毅〈舞赋〉》：“貌嫽妙以妖蛊兮，红颜晔其扬华。”李善注引《毛传》曰：“嫽，好貌。”而于扬雄《别国方言》（以下《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皆简称《别国方言》）中则有“釥（错眇切）、嫽（洛夭反），好也。青、徐、海岱之间曰釥，或谓之嫽（今通呼小姣洁喜好者为嫽釥）。好，凡通语也”。由此一例，《尔雅》虽万三千余字，以扬雄之意，《方言》所含者，非必为《尔雅》所有，后之真欲读通古典书帙者，必于《尔雅》、《方言》、《说文》诸著述中通驿互联，然后知《昭明文选》中《舞赋》词义，否则，即使通《尔雅》一部，亦不能畅达古籍之旨也。《尔雅》中无“嫽”与“僚”，而《诗经·陈风·月出》中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芳心悄兮”。《尔雅》郭注邢疏因《尔雅》中无嫽（僚）字，皆通释为“好”义。明末清初经学家张尔岐云：“《月出》一篇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强释之。男女相悦，千痴百怪，诗可谓能言丽情矣。”（《蒿菴闲话》）朱熹《辨说》云：“此不得为刺诗。”意即此为一纯粹之爱情诗，不必强解为讽喻之诗。然独有不然者，《诗义折中》（乾隆御定，孙嘉淦等纂）、《诗古微》（魏源著），皆以佼人指斥陈灵公所淫其大夫陈御叔之妻夏姬，而以诗中“舒”字，指实为夏姬所生之子夏徵舒（夏南），牵强附会如此，亦可谓腐儒矣。
所以举以上一例者，仅为陈明一种观点：《尔雅》于诗，先秦典籍亦不能万无一失，而后之来者，对《诗经》一首《月出》即有种种解释，“诗无达诂”一以知诗之涵容广大，不宜一言以蔽；一以读诗本是读者自家事，鲁迅所谓：“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因读者而不同”，是为睿识。
释训第三
邢昺疏云：“此篇以物之事、义、形貌告道人也，故曰‘释训’。案此所释，多释《诗》文，故郭氏即以《诗》义解之。”南宋郑樵又云：“物有可以理难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可明，故借言之利以为证，此《释训》所由作。”这段话的意思是“释训”在文字上的作用，乃指苟物之事、义、形，有以理喻不足明者，然以形容喻之则足以明，如李清照之《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理何在哉？而其孤寂苦寒之状貌，宛然纸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理何在哉？然其难煎难熬之情，隐然句外，此郑樵所谓“但喻其形容而已”，“借言之利以为证”也。
中国文字于叠字（同样一字叠而重之）之为用大矣。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此处“历历”“萋萋”真所谓借言喻形，生动、蕴藉，非言理可达者矣。《尔雅·释训》中所引叠字凡百数，且多为《诗经》之用字，所以这一篇是读《诗经》不可或缺的经典文章。如《诗经·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处用四“如”字，以言君子之修为如切磋象骨以成器，以喻人须学问以成德，顺从规谏以自修。这首诗是足以流芳百世、以昭千秋的杰构。
叠字于《诗经》中之所以常用，诗之节奏感所需也。今举例如下：惴惴，《诗经·秦风·黄鸟》：“惴惴其栗”（言危惧也）；肃肃，《诗经·大雅·思齐》：“肃肃在庙”（言恭敬也）；穆穆，《诗经·周颂·雝》：“天子穆穆”（言谨敬也）；斤斤，《诗经·周颂·执竞》：“斤斤其明”（言明察也）；兢兢业业，《诗经·大雅·召旻》：“兢兢业业”（言危惧也）；矫矫，《诗经·鲁颂·泮水》：“矫矫虎臣”（言壮勇也）；烈烈，《诗经·小雅·黍苗》：“烈烈征师”（言严猛也）；薨薨，《诗经·周南·螽斯》：“螽斯羽，薨薨兮”（言众多也）；委委，《诗经·鄘风·君子偕老》：“委委佗佗”（言美貌也）；镳镳，《诗经·卫风·硕人》：“朱幩镳镳”（言盛饰也）；迟迟，《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言安徐也）；赫赫，《诗经·大雅·常武》：“赫赫明明”（言盛疾也）；，《诗经·大雅·板》：“小子蹻蹻”（小人得志也）；邈邈，《诗经·大雅·抑》：“听我邈邈”（邈邈同藐藐，烦闷也）；居居，《诗经·唐风·羔裘》：“自我人居居”（相憎恶也）；忉忉，《诗经·桧风·羔裘》：“劳心忉忉”（心忧也）；峨峨，《诗经·大雅·棫朴》：“奉璋峨峨”（盛壮也）；子子孙孙，《诗经·小雅·楚茨》：“子子孙孙”（世世昌盛也）；嘤嘤，《诗经·小雅·伐木》：“鸟鸣嘤嘤”（鸟鸣以和也）；燕燕，《诗经·小雅·北山》：“或燕燕居息”（优闲也）；谑谑，《诗经·大雅·板》：“无然谑谑”（乐祸助虐也）；秩秩，《诗经·大雅·假乐》：“德音秩秩”（德音也）。以上二十二例今人亦往往用之，皆有形容生动之致，有不可言尽之理在焉。
亦犹如《释诂》郭璞注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名”者，即字面相反，义则相同者，如邢昺疏：“勿念，勿忘也。”亦有仅为解释一个字，而不似《释诂》中多字一义者，如“美女为媛”，“美士为彦”，“之子者，是子也”，“婆娑，舞也”，“鬼之为言归也”（人死为鬼，若归去然，古者谓死人为归人）。
与《释诂》不同者，非多字一义，一字一义也；与《释言》不同者，与方言无涉也。然《释诂》、《释言》、《释训》，皆以明文字之形、音、义，其致并无根本之龃龉，唯侧重之不同耳。
释亲第四
《释亲第四》，无所谓考证，世所公称者耳，于《尔雅》之中亦仅聊备以查而已，更无微言大义在，今仅举父系为例开列于次：
高祖王父之姐妹为高祖王姑；
曾祖王父之姐妹为曾祖王姑；
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
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
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
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
王父之姐妹为王姑；
王父为祖父；
父之从父晜（音昆）为从祖父；
父之从父姐妹为从祖姑；
父之从祖姐妹为族祖姑；
父之从父兄弟之母为从祖王母；
父之从祖兄弟之母为族祖王母；
父之兄妻为世母；
父之弟妻为叔母；
父之从父兄弟之妻为从祖母；
父之从祖母兄弟之妻为族祖母；
父之从祖祖父为族曾王父；
父之从祖祖母为族曾王母；
父之妾为庶母；
祖，王父也；
晜（音昆），兄也；
王母为祖母；
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
父之世母、叔母为从祖祖母；
父为考；
母为妣；
父之兄弟先生为世父；
父之兄弟后生为叔父；
父之姐妹为姑；
父之从祖兄弟为族父，其子相谓为族兄弟；
族兄弟之子相谓亲同姓；
先生为兄（指男）；
后生为弟（指男）；
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兄弟；
先生为姐（指女）；后生为妹（指女）。
以上所列表仅父系上溯者，已繁缛如此，足证古人于家族世系序列之精细及称谓之苛严，开列之表仅上溯四世，即自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连同男自身共五世耳。
以下所开列者为男之后世，为便于阅读计，亦排比如下：
子；
子之子为孙；
孙之子为曾孙；
曾孙之子为玄孙；
玄孙之子为来孙；
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在此作“后”解，与前之“从父晜”之“晜”，字同而义殊）；
晜孙之子为仍孙；
仍孙之子为云孙。
于今之世，自子以下称下延四世，至玄孙可矣，来孙、晜孙、仍孙、云孙，则可称下嗣五、六、七、八世孙，正不必泥古也。邢昺之疏中，有一处，对《礼记》之释有异议，云《礼记》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嫔”者，邢昺以为此乃“一家之说尔，学者胶柱，遂为生死定称，非也”。并举《尚书·康诰》之文云：“大伤厥考心”，考为生者，方可伤心；举《尚书·酒诰》之文云：“聪听祖考之彝训”，此言祖考犹健在，故能对后人训之；《尚书·舜典》之文云：“如丧考妣”，考妣健在，故称“如丧”，设考妣已死，何称“如丧”？以上三部经典，皆以生称考妣也。
《释亲第四》中犹有母系之称谓系列，以其词今已所用甚少，其重要性在远古之世似亦不如父系，兹从略。读《尔雅》重在训、诂，而不重于此，读者深宜知之。
释宫第五
此章所述，最称琐杂，而其名号皆循周初之制。然则制随时移，则未见述其演化，除宫室而外，兼及道路、行走诸词，于今亦所用极少，或早非旧义。姑且留此一节，勿使《尔雅》结构有损也。
今略举其当注意处，以免徒枉费神。“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郭璞以为“同实而两名”。邢昺进一步谓：“古者贵贱所居皆得称宫……至秦汉以来，乃定为至尊所居之称。”
《尔雅》所述屋宇，大体为周制，夏、殷杳远，恐无此复杂，而其名于今亦毫无意义。如“牖（yǒu）户之间，谓之扆（yǐ），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yí），东南隅谓之窔（yào）”。然，东汉至三国之大儒郑玄、孙炎已然模糊，邢昺评其对“屋漏”之解释，谓“郭云‘其义未详’者，以孙、郑之说皆无所据，故不取也”（即孙炎望文而杜撰其义曰：“屋漏者，当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足见时称东州大儒孙炎者，亦有疏漏处，更无论其他矣）。以此，下边仅举其确切者以论。
一般屋宇今犹日用者，如“枢，枢者门扉，开阖之所由也”。墙谓之墉；阇谓之台；有木者谓之榭；埘，鸡栖于穿墙也，见《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连谓之簃（yí），指楼边小屋，近人自谦其居不大，如徐世昌自称其书房为“晚晴簃”；观谓之阙，邢昺于疏中引刘熙《释名》云：“阙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因忆少年时供职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分配余之住房正端门内、午门前之西阙门偏南一室，时已破败，“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矣。南北两室，中间确是阙然过道。
至于人之路行，古人亦分之详矣，《释训》云：“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除“时”字今已不用，其他亦皆用于人与动物之走，然其义已非畴昔矣，即使先秦之文人恐亦参差用之，非为定则。如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非指堂下也；“忽奔走以前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非唯指大路也，亦言其急追之速也。按图索骥，骥或可得；而按字索句，恐其义多乖。《尔雅》或其后注疏笺解，皆为提供一种或多种解释，而中国文字所特有的丰富性，正如严羽所谓“字字古人所有，句句古人所无”（《沧浪诗话》），正极言字于句中排列组合之地位不同，则其境界、意味顿殊，切不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也。
《释训》云：“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无室曰榭，四方而高曰台，狭而修曲曰楼。”此皆周制，所维系之时间至晚为战国，且也诸侯纷争，各有标榜，正不必依周制造屋，历史有其名，彼时或有其专用，知之可矣。
释器第六
《说文解字》有“㗊”字，小篆，众口也；而“器”小篆为，《说文·皿部》曰：“皿，饭食之用器也。”（《传世藏书·语言文字》第106页）然则皿专谓食器，器乃凡器统称。唐陆德明曾论“器”“械”两字，谓“有所盛曰器，无所盛曰械”。原始先民最初之造器，大体为饮水、食物、储粮之用，是为众人口之所需物也，犬所以守之。可见属于新石器时代，私有财产渐渐有之，不过陶罐、陶盆之类，亦须有犬守之矣。故“器”字为会意字。此段玉裁之说，足可信也。
其中提及“豆”“缶”，豆为礼器，而制豆之材料和图像则有分教：“中大夫以上画以云气，诸侯以象，天子以玉。”而民间作为祭祀、享燕所用者，“豆实四升，用存菹醢”，屈原之《离骚》有“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而据王逸《楚辞章句》谓“藏菜谓菹，肉酱曰醢”，以我之意，“后辛”两句指商纣王残忍暴戾，菹醢非谓其藏菜与肉酱，而指对忠良之残害杀戮以为肉酱状也。与后边“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是同样写忠良不度君之贤愚，竭其忠信，反被罪过而身殆也。缶，盆也。邢昺引《诗经·陈风·宛丘》云“坎其击缶”，则缶是乐器。邢昺又举《易·离卦》：“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使秦王击缶”，缶是乐器无疑也。庄子妻殁，彼则鼓盆而歌，非击缶也。此庄子之潇洒，缶可击，独盆不可击乎？当然，缶也可以为盛水、盛酒、汲水之器。
犹有一词：“緵”（zòng），罟网，细密之鱼网也。又云：鸟罟谓之罗，兔罟谓之罝（jū），麋罟谓之罞（máo），彘（zhì）罟谓之羉（luán），用捕野猪也，鱼罟谓之罛（gū），大网也。以捕鸟、兔、猪，皆以一只为目标，不须大张罗网也。鱼则不然，其于游也，如过河之鲫，成群结伙，故网须大而所捕获多也。
又彝、卣、罍（léi）三者皆为酒器，彝则分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盖以形状名之也。邢昺疏云：“孙炎云‘尊，彝为上，罍为下，卣居中’……罍者，尊之大者也。”因此，尊、彝、罍、卣，形制大小有别，非使用者之地位有殊也。
鼎绝大谓之鼐，近代研究青铜之学者有郭鼎堂（郭沫若）、夏鼐者，其于青铜之情感可谓深矣。若论青铜器一项，《尔雅》所载，亦仅择其要者，《尔雅》之众多作者所见之商、周青铜器，绝不只十数事。仅就本人所知，如爵、盉（hé）、觚（gū）、簋（guǐ）、甗（yǎn）、壶、瓿（bù）、觥（gōng）、觯（zhì）、罐、釜、瓿、盘、俎、角、盂、簠（fǔ）、禁、敦、匜、鉴、樽、镐、于、虎子、杯、鍪等等，或为酒器，或为贮器，或为冥器，或为饰物，不一而足。所有此等器物，皆殷、周所常见，《尔雅》之所以不载者，因《尔雅》毕竟不是万物皆备，凡所载者是作者举例，故不能责其不全也。又如青铜之兵器（陆德明所谓“无所盛者，械也”），若戈、钺、刀、剑、匕、矛、斧、戟，乐器若铙、编钟等等，不在陆德明所论器之范围，更不须于此节苛求。《尔雅》中所提之青铜器有甑者，《方言》云“甑，自关而东或谓之‘甗’”，见前文以为所缺之“甗”，实因方言之不同，故《尔雅》未之录也。
至于制造不同质之器物，所用字亦异，《尔雅》云：“象谓之鹄（hú），角谓之觷（xué），犀谓之剒（cuò），木谓之剫（duó），玉谓之雕。金谓之镂（lòu），木谓之刻（上边之‘剫’，砍木也，下边之‘刻’，制作也），骨谓之切，象谓之磋（此处与前‘象谓之鹄’之不同，窃以为‘鹄’乃细工，使色如鹄之白；而‘磋’乃粗工，使成器形也），玉谓之琢，石谓之磨。”邢昺皆有详疏于注后，如举《论语·学而》郑注：“切磋琢磨，以成宝器”，是极言孔子对君子修为之重视，一如造就宝器之琢造磨砺也。
此编中有“黄金谓之璗（dàng），其美者谓之镠（liú）。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liáo）”。此处两点当引起兴趣：一、上古之世，恐尚未见今之白金，今之白金较黄金为昂，古之银（白金）固较黄金为廉。二、又此“镣”字，不免想起上数节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皆言美也，忆昔于长安参加社教运动，其地土语称美皆“僚”（亦嫽）。方言历三千年而不变，足见中国文字语言音读之稳定性，读扬雄之《方言》，此类例证极多，往往为之感喟久之。
释乐第七
《释乐》一篇于《尔雅》中最短，郑樵一言概之曰：“乐器命名亦异”，仅略述乐器之名。
然而《尔雅注》于中国所论五音宫、商、角、徵、羽之所从来述焉不详，称“皆五音之别名，其义未详”。所幸邢昺略考其事，引汉人之说而有疏焉，即郑玄所说亦甚略，似彼时《乐经》已亡佚，即解释一“宫”字，案孙叔然（前文所提三国时魏经学家孙炎）云：“宫浊而迟，故曰重也。”（《尔雅》称：“宫谓之重。”）邢昺以为“孙氏虽有此说，更无经据，故不取也”。所以“宫”字以下：“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抑。”邢昺云：“未见义所出也”，当然也在“更无经据”之列，然今之人皆知声音之由洪大嘹亮而至幽微细小之排列为宫、商、角、徵、羽，如此而已。
文中所列举古代之乐器瑟、琴、鼓、磬、笙、篪（chí）、埙（xūn）、大钟、大萧、大管、大籥（yuè）皆有别名，兹不赘。
而于奏乐或歌唱中专有之词，如“步”，今之诗人读古人或近人之诗而赏之，复感其声韵佳美入耳，则不觉技痒，曰步某某诗用原韵。而“和乐”则又另有释之，邢昺疏云：“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谓之和乐。乐和则应节。《乐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这是乐为礼辅亦所谓礼乐相佐，这便是一种太平盛世的景象。
释天第八
《释天》一篇虽于《尔雅》中字数不多，然所涉及凡十二类，其中四时，仅言“天”于春、夏、秋、冬之名称。谓：“春为苍天，夏为昊（hào）天，秋为旻（mín）天，冬为上天。”其实皆可为天之代称，并无绝对之界限。亦有尊称其为“皇天”者，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远古先民皆以“天”为至高无上，《说文·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说文》段注云：“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故从一、大，于六书为会意，凡会意合二字以成语。”先外祖父缪篆于《老子古微》中释“大”字，以为“一”指天，而加上负阴抱阳之人则成“大”（缪子才《老子古微》，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印，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出版）。《老子》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盖字，赞其名也，如三国张飞，名飞，字翼德。其意指“大”字亦即是无可穷极之“道”。强名之曰“大”。强者，实指人之认识本无能力名之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处，人、地、天是目所能见者；而道、自然则目所不能见者。《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指循道以行，则“天下为公”的盛世方会来到人间。天之下为人间，而天之上则为道，道之上更有“自然”。以我的解释：“自然者，自在而已然之存在也。”自在，言其无处不恰如其分，这是无始无终的至大无二的存在，是为一。一与人合，是为“大”，“大”即“道”之名，道上加一，则为天，这其中所包含的哲理可谓交错而不紊，奥繁而显易。
天—道—自然，笼罩着自然万物、社会人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意指人类是可以依循天所垂象，依之弘扬；而“天”则其大无涯，其所具之伟力唯展示“道”而已，不能必使人弘扬之。这是孔子对认识主体——“人”的潜力的无限信赖。天是无所不知的，但不是无所不能的，“能”还得凭借人类自身。这就是在天人关系上，中国所固有的无穷智慧。许慎所注“天，颠也”，巅顶之意，极言天之高不可攀，微予人类，自当仰瞻烟霞，伏唯再拜，然后努力行事，庶可弘道。
夏、商、周皆重祭祀鬼神，彼时虽无实际意义上的宗教，而来自原始社会人类对天地、节候、生命之神秘敬仰，遂有种种的祭奠。类别之繁杂，不可胜数。《十三经》中《礼记》、《周礼》、《仪礼》，皆是引述其有关这方面的活动内容，包括仪式、服饰、司职等等，如《尔雅·释天》中，郭璞、邢昺所引用之古籍即有《周礼》、《仪礼》、《礼记》、《诗经》、《论语》、《公羊传》、《谷梁传》等等。随手择其一项如祭马，因马为农耕、战伐所必备，则《诗经·小雅·吉日》有“既伯既祷”，邢昺则引《毛传》：“伯，马祖也。重物慎微，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祷，祷获也。”而郭璞注云：“伯，祭马祖也。将用马力，必先祭其先。”邢昺疏之云：“知伯是祭马祖者，为马而祭，故知马祖谓之伯者，伯，长也，马祖始是长也。”考据之周详，固令人敬佩。
祭祀之名，古亦区别甚严甚谨甚细：春祭曰祠，夏祭曰礿（yào或yuè），秋祭曰尝，冬祭曰蒸。
由于朝代更替，殷改夏制，周改殷制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否则不足以显新桃换旧符之气象，其中本无大义宏旨，后之学者，皓首穷经于此，不亦迂阔甚矣！另如田猎一项，《尔雅》则于季节区别命名：“春猎为蒐（sōu），夏猎为苗，秋猎为狝（xiǎn），冬猎为狩。”《谷梁传》则有所改动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东汉郑玄解一“苗”字：“言择取不孕任（妊）者，若治苗去不秀实者。”三国孙炎亦仍其说。邢昺对此类解释，颇为不满，余甚以为然，尤其对《谷梁传》、《白虎通义》之释，称之为：“微言既绝，曲辨妄生。”击中要害之评如：“案苗非怀任（妊）之名，何云‘择去怀任’？”范曾评曰，邢昺之说是也。田猎之时，兽奔于前，猎随于后，发射之际，瞬息万变，何能辨其孕与不孕？夏猎为“苗”，邢昺之意，夏猎所取无多，为苗除害耳。邢昺又云：秋兽尽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以为“虽为通义（指《白虎通义》），义不通也”。
至于此章中讲武、旌旂，述焉极简，与祭祀同样是附录文末者。疏曰：祭名、讲武、旌旂，俱非天类，而亦在此者，以皆王者大事，又祭名则天曰燔柴。（“燔柴”，于《周礼·大宗伯》中有“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郭璞云：“既祭，积薪烧之”；郑玄云：“禋之言烟”，而且周人对气味有特别之敏感，于燔烧时，积柴之上更加以牲体玉帛，使烟气直迫云天，古人之迷信若此，亦足征其既诚且愚也。——范批）讲武则类于上帝，旌旂则日月为常，他篇不可摄，故系之《释天》也。
邢昺《尔雅疏》释天中列举“天”之六解，六解者非关天体之科学运行，大体远古之冥想玄思，仅略作介绍如下：一曰“盖天”，文见《周髀》，如盖在上；二曰“浑天”，形如弹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犹如鸡卵白之绕黄。扬雄、桓谭、张衡、蔡邕、陆绩、王肃、郑玄之徒，并所依用；三曰“宣夜”，此称出于殷，不详所指；四曰“昕天”，昕读为轩，吴时姚信所说，以为天北高而南下若车轩然，亦属强为解人耳；五曰“穹天”，仅称有“穹隆在上”，非其名亦不知其名也，亦如俗言“上有天”耳；六曰“安天”，晋时虞喜所论，郑玄注《考灵耀》：“天者纯阳，清明无形，圣人则之。”指出“天”本无形体，可称大虚，诸星运转之处所是为天也。所有这种种名称和解释都是东方式的感悟思维，与近代之天文学大异其旨。
其更有“地则中央正平，天则北高南下”之说，北极南极之说、地之升降说、星辰随地升降说、二十八宿之考等，大体出于郑玄所注之《考灵耀》及《周髀》文，繁缛而荒诞，殊不足观。而邢昺亦觉“先儒因自然遂以人事为义，或据理是实，或构虚不经”，其所感受亦与吾相同。
《尔雅》于释天所作的贡献是提出了“太岁”一词，直至18世纪王引之《经义述闻》出，“太岁”一词的意义才真正彰明于世。
“太岁”一词是因先有“岁星”出于前，殷人为记日方便，以十天干为岁阳（岁星）、十二地支为岁阴（太岁）相配，十天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十二地支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郭沫若先生于《释支干》中所云：十天干纯属十进位基说记数法的观念衍化，其中多半是殷人所创制，大抵其文其事皆出自然发生，而无丝毫神秘及外来之痕迹。此说是也。然而于十二地支，郭老则幻化出“外来之痕迹”说，以为中国地支十二源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而创十二生肖，汉武帝通西域之时来到中土。然而我们在《甲骨文合编》中看到编号为37986的卜骨，殷人以60天为一周期，用作纪日，兹后，殷人继续利用这60之数为一周期以纪年，这就是干支纪年的发轫。天干纪年在前，干支纪年在后，而以十二地支以与人之生年相合，则是更后的事。郭老之地支十二西来说至此败绩。
天干与地支的原始岁阳和岁名（岁阴），岁阳以记十天干，而岁名则记十二地支。远古先民仰观星辰，见一星焉，十二年一周，这就是今人天文学上的“木星”，遂用以纪年，木星右行于天，岁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人类为了应和其轮行一周为十二年，虚拟了左行在地的太岁星，至此，十二年一周的岁星纪年，转化为六十年一轮回的干支纪年，这种纪年殷末周初已然普及，而我们民族引以为荣的最早准确纪年为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庚申。
南宋渊博的学者洪迈（1123～1202）在《容斋随笔》中则有如下之说：“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尔雅·释天》云：“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范按：即指木星—岁星“右行于天”的十个称谓）。大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范按：即指人类虚拟之太岁星“左行在地”的十二个称谓）。以我之见，今人所惯用的“岁在”二字，是包含着岁阳之“岁”（天干）和岁名之“岁”（地支）这双重意义的。
因了这名称的奇谲不测，加上后来的使用者如司马迁之《史记·历书》，又有种种的变异，如“阏逢”为“焉逢”（范批：《史记·历书》载：“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汉书》又载作“阏逢”。下述名称之变异，皆类此），“旃蒙”为“端蒙”，“柔兆”为“游兆”，“强圉”为“强梧”，“著雍”为“徒雍”，“屠维”为“祝犁”，“上章”为“商横”，“重光”为“昭阳”，“玄黓”为“横艾”，“昭阳”为“尚章”，“大荒落”为“大芒骆”，“协洽”为“汁洽”，“涒滩”乃为“汭汉”，“作噩”为“作鄂”，“阉茂”为“淹茂”，“大渊献”“困敦”更互，“赤奋若”为“赤夺若”，由于和上文所开列之名称有的音近而司马迁似有所意蕴寄托，因之，译方言之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以洪迈之博闻强记，大感一头雾水，乃有“此盖年祀久远，传写为讹，不必深辨”之喟叹，并斥之为“强解事者所作”，非无由也。
由于近人与古代语言之阻隔，误以太岁即木星，又误以为太岁非太阴，实是不知道“岁在”二字中的“岁”字，代表着“岁阳”和“岁名”两词，即天地俱在其中，这是本人纵览古今诸家之说后的结论，并不迁就辞书之解释（如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之《辞海》第2050页“太岁”条之解释即大错），也许，本文所陈是迄今关于干支纪年的一个最通达的讲法［以上各节摘自本人《天干地支的迷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尔雅》有云：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郭璞之注：春，万物苍苍然生；夏，言气皓旰；秋，愍万物凋落；冬，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王先谦于《释名疏证补》所疏春、夏、秋与郭璞大体相同，唯于“冬”则释疏为：“冬曰上天，其气上腾与地绝也，故‘月令’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中国古代天文学感悟多于理性，但觉言之有理，亦且有趣，未必如近代西方天文学之精审也。
释地第九
邢昺疏云：“此篇释地之所载四方，中国州、府、陵、薮之异，故曰释地。”《说文》云：“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
盖欲释地，必从九州论起，《尚书·禹贡》，《夏书》之首篇也。自大禹治水谈起，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处之高山指五岳，而大川指四渎。
《禹贡》九州大体指今之长江、黄河所经之地域，河北称冀，河南称豫，晋、陕称雍，江苏称徐，浙江称扬，湖北、湖南称荆，四川称梁，山东称兖、青。这不过是一个大体的位置，大禹治水的范围便囊括上述所有地区，西自三危山、弱水，东至大海，北起冀州而下至于荆州。《尚书正义》（唐孔颖达）之疏：“条说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条说所治之水，言其发源注海也。”又传“禹制九州贡法”，九州之设的目的是赋与贡，这是十分现实的经济利益问题，所谓“水土既平，贡赋得常之事也”。
大禹治水，历史上定有此事无疑，而后之描述不免神奇化。《孟子》曰，“禹三过门不入”，吾犹信之，所谓舍一己家室之业而赴公家之难也，这是大禹治水成功的意志力。然则尧、舜、禹之时，处于部落联盟之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之低下是可以想见的，生产力的标志之一，是生产工具，我们有幸看到一幅汉代画像石刻，大禹手执一木石工具，作扬手指挥状，想彼时纵使万众一心，亦很难将如此广漠土地从导西北之弱水而导洛以注海。当时没有推土机，没有起重机，没有水利学，而将大禹神化“定其高山大川”。《尚书正义》云：“《礼》定器于地，通名为‘奠’，是‘奠’为定也。山之高者，莫高于岳；川之大者，莫大于渎；故言‘高山、五岳’，谓嵩、岱、衡、华、恒也；‘大川、四渎’，谓江、河、淮、济也。”《尚书正义》又谓《王制》所云“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视伯子男”。天下之大山大河被大禹制服后，皆封以西周始见之封，称公、侯、伯、子、男矣。论述无稽、时代错乱，苟以此为信史，则正如孟子称“尽信书不如无书（指《书经》，即《尚书》）”矣。即以现代而言，倾一国之力，为实现“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我们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目标，已然半个世纪过去，水患日亟，非无大禹也，人定胜天应该作为我们自勉的目标，而断不能以为四千年前之大禹即可胜天，而今不如昔。神话毕竟是神话，口号也只能视为决心，对自然，我们过分夸大人类的征服力，绝对会成为笑话。
至于巨浸大泽，《尔雅》则云：鲁有大野（《地理志》云大野泽在山阳巨野县北），晋有大陆（今巨鹿北），秦有杨陓（今扶风汧县之西），宋有孟诸（今睢阳县东北），楚有云梦（《左传》载楚子与郑伯田有江南之艳梦，司马相如亦有《子虚赋》云：“云梦者，方九百里。”），吴越之间有具区（今吴县南太湖，即震泽是也），齐有海隅（海滨之广称耳），燕有昭余祁（今太原邬陵县北丸泽是也），郑有圃田（今荥阳中牟县西圃田泽），周有焦护（今扶风池阳县瓠中是也）。读者请注意，以上所述地名及释、疏，所谓“今”者，南宋邢昺时也，非指今犹然在，除“大野”“云梦”二词遗存至今，而词义亦非畴昔矣，所以不厌其繁罗列者，读者知古人治学之恭谨也。
我们十分有趣地看到，在此节之中，谈天下珍奇之所出：“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以上释八方名山所产珍奇也，今亦略有相似者，如昆仑之玉，大概即今市场视为奇珍之和田玉也。
《尔雅》有词至今亦葆美妙者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曰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曰鹣鹣。”本至此可矣，而《尔雅》不神乎其说，不足显其奥深不测，则狗尾续貂之文出焉：“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注云：“此即半体之人，各有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犹鱼鸟之相合，更望备惊急。”“中有枳首蛇焉。”郭璞又注云：“岐头蛇也。或曰：今江东呼两头蛇。为越王约发，亦名弩弦。”邢昺大有更异其说的愿望，乃捧出《山海经》之说，谓鹣鹣又名蛮蛮：“似凫，青赤色，一翼一目，相得乃飞”，正所谓以蛮荒之臆言而入经典矣。《尔雅》于地名之称谓，则尚有意义：“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与前原但论地形不同，可植物以食之地也），陂者曰阪（陂陀不平之地也），下者曰隰（《公羊传》曰：‘下平曰隰’，与前‘隰’不同者，此处言其平，彼处言其湿而不燥耳）。”
另外，此节所论四方极远之国，四方昏荒之国，皆为一时一说，不足为典据。又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等等，亦某家之说非为定论，故亦不传。邢昺之疏则笃笃其言，而所据又多为《山海东荒经》、《山海西荒经》（战国时所著传，有风物亦有神话）、《穆天子传》（晋时发现之先秦古本《汲冢书》之一，写周穆王西游故事。可视为小说之雏形），此皆陶潜于乡居作闲书与邻翁奇文共赏、疑义相析者，不可信以为真，文至此可煞之矣。
释丘第十
邢昺疏云：“此下云非人为之丘。然则土有自然而高，小于陵者名丘也。其体虽一，其名则多。或近道途，或因水泽，所如则陵亩各异，其重（chóng）则再三不同，通见《诗》《书》。此篇具释，故名《释丘》。”是则邢昺已有感于其繁缛再三，然典籍有之则必须详为之记载也。
“丘”，重之为“敦丘”。（《诗经·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顿即敦）再重之为“陶丘”（见于《尚书·禹贡》）。三重之为融丘（古籍无此称），四重之为昆仑丘，昆仑丘即昆仑山。丘、山、最高之山，混杂至极。以高度论，昆仑山为最，然后山，然后陵，然后丘。屈原：“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指屈原远游，尚未至昆仑，于阆风山上，哀叹时代之无人（贤良），阆风山不高，故可下望人寰而有此感。中国古文字之复杂以至混沌，后之来者幸勿过分相信其仅此一解，《尔雅》对古籍诚惶诚恐，唯注疏者尚有发异见者，能申申其詈之文尚不多见，南宋郑樵约略似之。
又举一例：“水潦所止，泥丘。”邢昺释曰：“丘形顶上污下，雨水停止而成泥泞者，名泥丘。”此则今之所谓泥石流也。
逦迤，今指绵延，而《尔雅》则称“沙丘”，然细思之，沙丘之蜿蜒绵长亦有逦迤（今释）意象，吾随感而发，不必古人作如此想。
释丘之名，亦至少二十数，今所可用者三二耳。《尔雅》又云：“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郭璞疑之曰：“说者多以州黎、宛、营为河南，潜、敦为河北者。案，此方称天下之名丘，恐此诸丘碌碌，未足用当之。殆自别更有魁梧杰大者五，但未详其名号、今之所在耳。”意思是说者五大名丘，滥竽充数，根本不可能是这些名不载经传者，至于伟者何名、何在，郭璞亦不知之也。邢昺很赞同郭璞的说法：“此郭氏破先儒说天下名丘未当也。……近自更有魁梧然桀大者五，但名号所在，今所未详知也。”
释山第十一
郑樵云：“九州之远、山川丘陵之异何由历？此《释地》、《释丘》、《释山》、《释水》所由作。”于《释地》一节中论及大禹治水之后，定其高山大川，甚至于《尚书正义》有封五岳四渎之奇闻，今姑作古人趣谈，幸勿以为确凿，四千年前亦决无此事，孔安国（汉）、孔颖达（唐）之注疏，欲详而备，至无稽谬说亦或载录，聊备一格则可，要非史籍之宜。
至于《释山》中五岳者所谓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此《尔雅》之历代笺注中，早经否定。《周礼·职方氏》、郑玄注、《禹贡》所云歧见迭出，兹不一一，今一依《尚书正义》之说（见前）：“‘高山，五岳’，谓嵩、岱、衡、华、恒也。”
山因其形貌势状，各有其名，至今犹有偶用者。“山大而高，崧（今中岳嵩也）；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山形卑下而广大名扈）；小而众，岿；小山，岌；大山，峘（山之体积虽小而高度在大山之上者）……山脊，冈（《诗经》‘陟彼高冈’是也）；未及上，翠微（谓未及顶上，在旁陂陀之处，名翠微。杜工部‘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则知其所居小楼——白帝城西阁，不在山顶。今西阁中犹有我所绘之杜甫大瓷砖壁画）。”
昔年孔颖达所疏者，其中与今日对此词之解释大异者，实缘时光递流，词义之改，势在必然。如“崔嵬”，今固当解为山势之伟岸雄奇也，讵料《尔雅·释山》云：“石戴土谓之崔嵬”，《诗经·周南·卷耳》云：“陟彼崔嵬”，毛亨则云“崔嵬，土山之戴石”，与郭璞之释正相反。清王先谦于《释名疏证补》中云：“石戴土曰岨（jū）（《辞海》释为‘戴土的石山’，与此疏证同）。岨，胪然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王先谦取毛亨之说。戴土之石山，不见其嶙峋高峻，而戴石之土山，则往往见其荦确嵯峨，王先谦“因形名之”，斯之谓也。
又《尔雅》前文以河之东西南北称五岳，后文又称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邢昺云：“是解衡之与霍，泰之与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此汉武帝前之说法也；三国魏人张揖《广雅》云“天柱谓之霍山”，则又与“一山二名”之说起异，缘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武帝之后，霍、衡二山也，非“一山二名”矣。此说犹有辩也。邢昺疏：“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以来衡、霍别耳。郭璞云：‘霍山，今在庐江潜县西南，别名天柱山。’”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是则汉武帝岂在《尔雅》书出之前乎？信夫郭璞之注为定论：衡山，即霍山，而霍山之本名为天柱山，不只“一山二名”“一山三名”也。三国孙炎以霍山为误，当作衡山。邢昺疏责之云：“案《书传·虞夏传》及《白虎通》、《风俗通》、《广雅》并云：‘霍山为南岳。’岂诸文皆误？明是衡山一名霍也。”
关于山之形态体势名目繁多至近三十事，如“左右有岸，厒（kē）”等等，注疏中皆未提及其见于古代何典籍，则此类字之生命终结，唯于《尔雅》中余一痕迹，更无现实与查阅古籍之意义。
释水第十二
“水”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小篆为，释义为“准也”。段玉裁云：“天下莫平于水”，这是对水之本性的一种解释。而《尔雅》释水，重在水之势态、名称、地理位置等等，今略举例如下。
《尔雅·释水》云：“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kuài），注浍曰渎（dú）。”溪、谷、沟皆水自山间流出之名也，流入田间，则称浍、渎，此处之渎与前文所论之江、河、淮、济四渎则大不相同，前边则可谓大江大河，此处则田间小浍耳。故中国文字所在之语境，大大影响其词义，正不可一以类推。
水之动势不同，其词亦不同。《诗经·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者，逆流而上也；“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溯游”者，顺流而下也。爱情一事，当顺势推移，正不可强以求之也。
大禹治水之后，古黄河之支流皆定以名，然则非唯大禹所创，或已固有之者曰：徒骇、太史、马颊、覆鬴（fǔ）、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为何有此名称，《汉书·沟洫志》中载河堤都尉许商上书云：“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县界中。”此已是西汉末年事，其余不复知也。夏至西汉末，两千余年过去，其间河流不知几经变化矣，《尔雅》书成之时，或皆在焉，而至郭璞之时，又四五百年过去，所可验于地理者必较《汉书》为更少。故《尔雅》一可为辞典，亦可称古字、词之归藏也。
至于黄河，《尔雅》有一段，颇有趣，其论水之色也：“河出昆仑虚（山下基也），色白。”是矿物质甚多也。余尝游阿尔卑斯山，有矿泉水艾维昂（Evian，即今国内市场称“依云”）者之出处，河水皆乳白之色，此其验矣。
释草第十三、释木第十四、释虫第十五、释鱼第十六、释鸟第十七、释兽第十八、释禽第十九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是称《尔雅》一书于五经之学，乃有训诂而知其原委之效。郑樵所以对某些笺注家痛加贬斥者，是由于笺注之劣者，舍经而从纬，背实而应虚。积习相沿，则妄加义理于经书，致有以为《诗经·陈风·月出》，本为写男女相悦，千痴百怪之丽情，而《诗义折中》、《诗古微》则以为是刺诗，指斥陈灵公淫行之牵附，此实背离《尔雅》远矣。此类毛病亦不免于汉儒，前文皆有本人之批判。于本然应识者，不须强以自作解人，故读《尔雅》之疏注正应于此加意，不使陷入沉沦转徙之迷途。
《尔雅》第十二篇以前，凡所载天地山川皆自然之物，宗族亲姻、宫室、器物、音乐皆人为之物，其中有古今称谓之异，亦含五方方言不同；十二篇以前凡所谓释训、释言、释诂，则为《尔雅》注笺之重点。郑樵云：“《尔雅》明，百家笺注皆可废。”然《尔雅》成于战国之季，语焉简质、时代杳远、方言阻隔，是以《尔雅》有不明处，故注笺所由生。《尔雅》十二篇之后，凡指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则较此前者简单，释文多见于东周、西汉至东晋古籍，如《诗经》、《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白虎通》、《方言》、《尸子》、《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归藏》，其中有亡佚而传其于后人著录所遗只言片语者，如《尸子》、《归藏》。譬某书中载一花焉，释其名可矣；某书中述一虫焉，亦指其状可矣。“简单”云者指此，不必详为训诂耳。陆德明所谓“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故《尔雅》第十二篇以后称博物辞典也宜。
首先，《尔雅》所列鸟、兽、草、木无科学之分类，若今之生物学以界、门、纲、目、科、属、种诸等级，列叙其次，大有随手择而言之的类书性质；其次，历二千余年，物类消长，不可逆料，书中所有，世上所无者甚多；再次，中国处北半球温带气候，所录之动植物大体皆温带所产；最后，《尔雅》之作者于上古之世，不能似达尔文、拉马克之周游世界，其书所述皆为亲见。而《尔雅》所录有古籍所载者、传说所闻者、臆说为据者，集典籍、传说、神话之大成。虽然，《尔雅》之勋绩不可以此而略有轻忽，无论如何，它是上古之世一部最丰富的辞典性质的巨著。
所以第十二篇以后合为一章者，缘其皆名谓之解释。本文之宗旨在言明《尔雅》之阅读法，所谓审问、慎思、明辨各章之内容，而鸟兽草木之名，多识可矣，正毋庸作审问、慎思、明辨之功夫。为知所从来，下文拟举《诗经》为例，略作论述，文中亦有本人质疑与发明处，不足定论，以发读者之思而已。
《释草第十三》举例：
椴（duàn）、榇（chèn），舜（shùn）、木槿（jǐn）。《诗经·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言女之美貌，如舜（木槿）之花也。
菉（lù），王刍。《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菉，即绿也。
茹藘（rú lǘ），今之茜草也，可作染绛之用。《诗经·郑风·东门之》：“茹藘在阪。”
荼（tú），苦菜。《诗经·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瓠（hú）栖，瓣。“瓠栖”即“瓠犀”。《诗经·卫风·硕人》：“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戎叔谓之荏（rěn）菽。《诗经·大雅·生民》：“蓺之荏菽，荏菽旆旆。”
萍，蓱。其大者。《诗经·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
唐、蒙、女萝。女萝，菟（tù）丝。《诗经·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诗经·小雅·弁》：“茑与女萝，施于松柏。”
蒹，薕（lián）。葭，芦。《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蕨，虌（bì），可食之菜也。《诗经·召南·草虫》：“言采其蕨。”
《尔雅》于《释草》注疏中凡引《诗经》六十余处，今仅举十例如上。
《释木第十四》举例：
栲（kǎo），山樗（chū），漆树也。《诗经·唐风·山有枢》：“山有栲，隰有杻。”
楙（mào），木瓜。《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椐（jū）樻（kuì），肿节可以扶老之木也。《诗经·大雅·皇矣》：“其柽其椐。”
榇，梧。今梧桐。《诗经·大雅·卷阿》：“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唐棣（dì），栘（yí）。《诗经•小雅•唐棣》：“棠棣之华，鄂不韡韡。”
樕（sù）朴（bú），心。“樕朴”亦作“朴樕”。《诗经·召南·野有死麇》：“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桧，柏叶松身。《诗经·卫风·竹竿》：“桧楫松舟。”
灌木，丛木。《诗经·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
瘣（huì）木，苻娄。蜷曲之病木也。《诗经·小雅·小弁》：“譬彼坏瘣木。”
杞，枸檵（jì又读qǐ）。今枸杞也。《诗经·小雅·四牡》：“集于苞杞。”（苞杞同枸檵）
《尔雅》于《释木》中，凡引《诗经》达三十处，今仅举十例如上。
《释虫第十五》举例：
蜩（tiáo），蜋蜩。螗蜩。蚻（zhá），蜻蜻。蠽（jié），茅蜩。蝒（mián），马蜩。蜺（ní），寒蜩。蜓蚞（tíng mù），螇螰（xīlù）。《诗经·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卫风·硕人》：“齿如瓠犀，螓首蛾眉。”郑玄注：“螓谓蜻蜻也。”
土螽（zhōng），蠰谿（náng xī）。《诗经·召南·草虫》：“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蟋蟀，蛬（gǒng又读qióng）。《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蜉蝣，渠略。《诗经·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亨传：“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螒（hàn），天鸡。邢昺疏曰：“螒……一名莎鸡。”《诗经·豳风·七月》：“六月莎鸡振羽。”
蜤（sī）螽，又名螽斯。《诗经·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尔雅》于《释虫》注疏中凡引《诗经》十处，以上举其六事如上。
《释鱼第十六》举例：
鳣（zhān）鳇，《诗经·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诗经·周颂·潜》：“有鳣有鲔，鲦鲿鰋鲤。”
鰋（yǎn）。《诗经·周颂·潜》：“有鳣有鲔，鲦鲿鰋鲤。”
鳢（lǐ），鲖也。《诗经·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鲂鲤。”
鲨（shā），鮀（tuó）。《诗经·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鲿鲨。”
鮅（bì），鳟（zūn）。《诗经·豳风·九罭》：“九罭之鱼，鳟鲂。”
鲂，魾（pī）。《诗经·齐风·敝笱》：“敝笱在梁，其鱼鲂鳏。”
蝾螈（róng yuán），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宫也。《诗经·小雅·正月》：“胡为虺蜴。”
《释鱼》中所引《诗经》仅七八事。
《释鸟第十七》举例：
雎（亦作“鴡”）鸠，王雎。《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燕燕，鳦（yǐ）。《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参差）其羽。”
鸱鸮（chī xiāo）。《诗经·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
鸍（mí），沉凫。《诗经·大雅·凫鹥》：“凫鹥在泾，公尸来燕来宁。”
皇，黄鸟。《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
鹭，舂鉏。《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雝。”
《尔雅》于《释鸟》注疏中，凡引《诗经》二十六处，今仅举六例如上。
《释兽第十八》举例：
麋（mí）：牡，麔（jiù，公麋）；牝（pìn，母鹿），麎（chén，母麋）；其子，䴠（yǎo，幼麋）；其迹，躔（chán）；绝有力，狄（强有力之麋）。《诗经·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祁，母麋也。
狼，牡，獾（huān）；牝，狼；其子，獥（jiào）；绝有力，迅。《诗经·齐风·还》：“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
虎窃毛谓之虦（zhào）猫，色浅之虎也。《诗经·大雅·韩奕》：“有熊有罴，有猫有虎。”
貔（pí），白狐。其子豰（hù）。《诗经·大雅·韩奕》：“献其貔皮，赤豹黄罴。”辽东人谓貔为罴。
《尔雅》于《释兽》中，凡引《诗经》十八处，今仅择其四例如上。
《释畜第十九》举例：
骊（lí）马白跨，驈（yù）。跨白之黑马也。《诗经·鲁颂·駉》：“有驈有皇，有骊有黄。”
騋（lái）：牝，马七尺以上曰騋。《诗经·鄘风·定之方中》：“騋牝三千。
未成羊，羜（zhù）。五月羊为羜。《诗经·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诸父。”
邢昺疏《尔雅》，集大成者也，然前人所说或乖异不伦，彼亦录以求全。如释“兔子”所引王充《论衡》之说：“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不亦荒谬甚矣。读《尔雅》亦不可尽信书，其宜作古人趣谈耳。
《尔雅》中《释畜》，及于《诗经》者十七处，择两例。
以上七节之用意，在说明仅《诗经》一书，于《尔雅》中所占有的不可忽视之意义。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诗经》是国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尔雅》本为读经的必备词典，我仅以《诗经》为例，而择《尔雅》中鸟兽草木之名一项以检阅之，凡涉《诗经》者竟达158处之多（包括注疏），足见读《诗经》而无《尔雅》之助，那将会踬石于道，举步维艰。
然不能不提醒读者，《尔雅》距今两千多年，词之形、音、义变化亦层出不穷，正不可泥古而不化，譬如上文释鹣、鲽之时亦已及之，今复于释鸟兽草木之名方面略陈此理。如《释鱼第十六》中称“鳖三足，能，龟三足，贲”，则是《山海经》中奇谈，《尔雅》用之。又如“凤，此雌皇”。郭璞之注：“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诗经·大雅·卷阿》有“凤凰于飞，翙翙其羽”。《释兽第十八》有：“麐（同‘麟’），麕身，牛尾，一角。”三国东州大儒孙炎曰：“灵兽也”，西汉房京亦大儒也，好谈怪异灵奇，故有疏“麟”如下：“麟，麕身，牛尾，狼额，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二丈。”《诗经·周南》亦有《麟之趾》一篇，这些非目之所见者，加上个人想象与历史传说混而为一，作解释神话则可，欲以为实有其物，唯今不存，则大谬矣。
又若《释鱼第十六》中前所提及之“鲨，鮀”，邢昺疏中引：“陆机云：‘鱼狭而小，常张口吹沙。’故郭氏云：‘今吹沙小鱼，体圆而有点文。’”彼时尚不知今日海中之巨无霸鲨鱼，《尔雅》作者称吹沙之“狭而小”者，显为内陆之河鱼。物类之变，不会由河中小鱼，历二千多年成之海上霸王，想为后之生物学家于定名时借用，与狭而小者绝无亲缘关系。
今有一名词：“螜，一名天蝼，一名硕鼠。”余唯于《尔雅注疏》中仅见。其于历代诸笺注、《方言》《释名疏证补》（清王先谦撰集）皆未之提及者。《释虫第十五》中“螜，天蝼”，郭璞注曰：“蝼蛄也。”邢昺疏曰：“螜，一名天蝼，一名硕鼠，即今之蝼蛄也。”邢昺之疏，令余忽生奇思，《诗经·魏风·硕鼠》古今之注疏者，皆以为大鼠，然则蝼蛄专食农作物之根与嫩茎，其为农害之烈、披覆田亩之广，有使颗粒不收若蝗灾者，故我怀疑《硕鼠》所指或非仓廪中之大鼠，而即指蝼蛄。大鼠可治，而蝼蛄不可治，三年之大灾，农民固不堪其苦，“逝将去汝”，非无由也。自古文《毛序》以至今之所有注家，皆视《硕鼠》为《诗经》中刺其君重敛，重敛由井田之九取其一，至十取二，甚或三取其二，大鼠做不到者蝼蛄可也。吾之所释，亦有古今所未见之奇趣在焉。而周人以蝼蛄之害比之鼠，且为硕鼠，亦有道理。若为诗之韵计，即改为“蝼蛄蝼蛄，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亦无不可。
《释草第十三》中所引《本草》颇多，“本草”者，初见《汉书·郊祀志》。中药之古称皆为“本草”。中药所谓药石者，缘药中有玉石、草木、虫兽，而以草类为最多，故名。《尔雅注疏》成书之时，“本草”未确指何书，至明李时珍始有《本草纲目》，所谓纲举而目张，则为系统的药物学与植物学，这是邢昺所未见之书。
《尔雅说略》谨止于此。“说略”者提其纲、挈其领，知其精、识其粗耳。古人之高论妙语则从之，古人之乖舛错讹则明之，此“说略”之所为作也。然则古籍浩繁，学《尔雅》之初，苟无以导之，必坠深渊而不可自拔，此“说略”之有所用也。惟读者深宜慎诸，则作者亦不负积年之辛劳矣。
二〇一二年深秋于巴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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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82，《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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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文中所引述或提及上述诸书（除近代与当代者）皆取文渊阁《四库全书》或《传世藏书》，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责 编／赵鑫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