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文辞书之多，略类丛林，而木秀于林者，窃以为1915年陆尔奎先生所编之《辞源》与1934年朱起凤先生所编之《辞通》，双峰并峻，为学界所共赞。
《辞源》重辞之源头，即重辞之始用者；“源”又有“字源”和“语源”。而《辞通》重辞之流变，重辞之通假者。中国古籍用字因口述、传抄，舛讹多有，音同而形、义异者多不胜数，其中大文人所创异体，往往为世所接受，渐渐流传普及而与本字（原创之字，即辞源）并驾齐驱。世人以为异体字，而连属二字则为“通假”之辞，这已是中国文字学的一个奇妙现象，并不可一概视为中国文字的毛病。今举一例：如“瘡痍”一辞，《辞源》以晋葛洪所著《抱朴子》为始用，而《辞通》则以范晔《后汉书》置于第一位置，范晔南朝宋人，而葛洪为晋人，范晔固读过葛洪之著述，陆、朱二著皆无误，陆尔奎重其始用，而朱起凤重其流布，《汉书》的分量当非《抱朴子》可比，朱起凤先生固有自己的排列原则，不欲与《辞源》求同。
因声求义是朱起凤异于前人的极大贡献，因中国地域广大，方言众多，先求声音之同，而略忽其形与义，则不会大错。如荀子之名“荀卿”亦作“荀况”于方言中“卿”与“况”音近。此类例证于《史记》、《汉书》中累累见之，更况其他书籍。至五代冯道出，辞形统一，以迄于今，可谓厥功至钜。
辞语通假，必经历了长期约定俗成的过程，如：包犧、庖犧、炮犧、虙戏、宓戏、伏戏、伏羲，经历代高人遴选之，最后伏羲渐渐定形。而伏羲为三皇中教民渔牧者，文字六义中之会意亦在其中矣。如果只重形义，往往容易望文而生义。王安石之以“波”为“水之皮也”，冝其被苏东坡讽之：则滑，“水之骨乎？”中国古代辞字之形可以容忍异体字、白字、别字，唯不可容忍错字，而错首先是音读之错，及至近代，字体的规范化实在是必要的。故尔白字、别字渐渐纳入错别字的范畴，然绝不可以今人之规范而以为古人错，同时也决不要犯顾炎武《日知录》所批评的：“舍今日恒用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的毛病，以古奥而文浅陋，决不是我们学习《辞通》之目的。
今举一例，以证《辞通》之博雅，一日我于电视讲演，引《易》：“君子慎密”，而字幕则误出“君子缜密”，天下大譁，以为范曾念错字矣，好事者奔走相告。余莞尔曰：“范曾字十翼，于孔子演易而为《十翼》，亦略有知，君等可查《易经》所附之《十翼·繫辞》则明矣。”《辞通》二十一卷中有“瑱密”条，下附“缜密”，《辞通》以为字当从玉，从糹者，乃假借用之。与“瑱密”列同等地位者为“慎密”，《辞通》释曰：《易·繫辞》“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其按语曰：缜、慎，声近义通。议者由此缄口。以我之意，“慎密”众皆易明，不如用《易·繫辞》为佳，而决无借古炫己之意。朱起凤先生见学士策论中有“首施两端”，以为误，改之为“首鼠两端”，士子大譁，贻书谩骂，乃知“首施”见于《后汉书》，非误也。其实朱先生并未改错，其义本同，皆踌躇不前之意，只是士子们“好蔽美而嫉妒”，朱先生却以为这是自己不当改，是自己“以知前此之读书为太疎略也”，这只有具伟大之人格才能如此严以责己，比我的“莞尔而笑”为宽宏。
1934年朱起凤先生出版《辞通》至今74年矣，出版过程之艰难苦恨非一言可尽者，有欲夺其果为己有之商贾，有束之高阁而不复顾之编辑，更有王云五先生数小时即退还。唯章太炎先生最称蔼然长者，读了一年，可见一字皆不放过：“逾一岁始得其究竟”称其为“学者之作不只为辞人，用心深浅，区以别矣。”
这部300万字的大书，岳麓书社决定再版，至少解决了这部书七十余年沉寂的命运，以吾之见，朱先生集自汉《说文解字》至乾嘉朴学之大成，其学问足可与南宋郑樵、清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钱大昕诸大师比肩，相信这部书的再版必引发学界的热评。
（戊戌年仲夏于碧水庄园）
责 编／张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