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则不然，“文化”使人们知道六合之外，有无极之境，有无何有之乡，看不到的先搁置起来。儒、释、道都不以为有实体的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反对“怪力乱神”，教导人们关心当下的社会人生：“未知生，焉知死？”孟子七篇大文，从未有论及神者，只有他作为王者之师的说教。而道家的宗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教导人们崇尚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庄子的“以天合天”，超越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说，人的心与天同属一物，这无疑是北宋洛阳二程“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南宋陆九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前导哲理。至王阳明“心外无天”，则更是陆九渊学说的极而言之：人若无心，天之存在与我何干。理学家固然知道“心”是“理”之大宅，“心”和“理”不可分。朱熹之理在心外，而陆九渊之理在心内。心与理的终极追求是“至善”，从朱熹到王阳明，无不作如此想。
作品图：《老子出关》
守护“初心”——不为外物所动的“根本善”
人，作为有“心”的动物存在，成为迄今为止宇宙学史上发现的唯一能够弘道的生命。中国的大哲们深知其如此，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几乎成为中国“士”阶层在文化上的遗传基因。探究“至善”的伦理道德之学，博大精深，远非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辈所能见项背。
《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指天地的大德。“明明德”，是清晰地了解大道之所在。“在新民”，正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们不因没有实体的神而彷徨，“求新”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而“止于至善”，这“至善”是弥之六合的正能量。既然宇宙是横无际涯的，何“止”之有？止者到达也，而道之所在，善亦从之，“道”横无际涯，止亦无可止。正如《易经》之六十四卦，卦之已尽，而称“未济卦”，正是表明“道”之弥大，而卦无可止也。
人既有“心”在腔，则必有“初心”之始作。宇宙之生命，与宇宙之生成在时间上不可比拟，宇宙之生成至单细胞的出现，不知其亿万斯年矣。而宇宙大爆炸之初，必是嚣乱错杂，纷匆匆其离合。从低级生命而至于人，则是无数奇变的生命之果，来之不易。人在宇宙中只有一次机会，而这生命如奇迹般渐渐会思考、会发现、会创造。有圣者贤者、有恶者佞者，有明智忠信、有愚顽奸诈，有美如西施、有丑如嫫毋，纷至沓来，不一而足，良莠不齐。恐怕只有一物是他们与生俱来、不会或缺的，那便是“初心”。“初心”之守持者则向善，“初心”之丧失者即沉沦，这是中国两千余年前的士人们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思考胜果。先贤先哲们的大智大慧，卓著功勋，使中华民族历尽千难万险终未灭绝，而且发展成为煌煌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优秀的民族。
“初心”之定义，可从以下先贤之著述中探求。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云：“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正储存于赤子之心中。这“初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所包括的范围至广、至大。孟子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其中包含着仁、义、礼、智的本根之性，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他以为这是一种根本的、善的心性，我概括其为“根本善”三字。守护这“根本善”，便是守护“初心”，这是与生俱来、皭然不滓的心灵瑰宝。如果不加呵护，“初心”也会失去，也就是“良知”的泯灭，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可危、可惧的事。“初心”的丧失，也就是良知判断的丧失，良知判断人皆有之，不会有太大差异，而功利判断则因时、因人而异。苟一幼童坠井，所有人都会大声呼救，继之无人下井，而不下井的种种原因都来自功与利。这正是同情者多而英雄少的根本恶。照荀子之见，恶也是人之初，天所授之者。孟子主性善，指善之端；荀子主性恶，王阳明对荀子的看法是“初心”走向了末流。孟子与荀子之说有端、末之不同，儒、法之判由此可见。儒家所主张的是人有“根本善”，而法家所主张的是人有“根本恶”。王阳明则折中之，以为孟子固然对，而荀子也未必错。我今天所论述的是儒家的“初心”，也就是从心灵的“善之端”谈，而不是从心灵的“善之末”谈。也许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善、恶同在，这是很难在科学实验之中求证的，但必须抑恶扬善。否则，如印度诗哲泰戈尔云：“人如兽时，比兽还恶。”
呵护“初心”，就要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就得如王阳明一般时时除去“心中贼”。据说梁漱溟先生曾在梦中有所不轨，醒后痛加反省，如驱盗贼，决不留情。可见，守护“初心”，也如“不违仁”一样，须时时留神。孔子云：“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见“初心”的持守是一种修养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