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称事有大成者为大匠，这和世俗所蔑视的“匠气”是两回事。“大匠”是大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们可以举《庄子·达生》中“梓庆为鐻”（鐻，中空之木质敲击乐器）的故事为例：“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驱，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无疑，当这位大匠将心中的一切不纯之念清除之后，心灵便与天相通。庄子书中将“心”作“天门”解，“心”是通向“天”的门户，“以天合天”者，正是天人本无二之意。这时的梓庆，身心与自然相合，天人一体。当这“初心”为作之时，所成之鐻便成为了大自然本然的存在物。我们强调的大匠精神，正是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在艺术上，我们往往以为“大师”是位高而德崇之人，殊不知，大师是离不开大匠精神的。任何大师都必具备而且呵护与生俱来的“初心”——那不为外物所动的本真之性，这是造就古往今来所有艺术杰作的原动力。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论的婴儿，必具“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万物之源也，若自转之轮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其所强调的乃是保持宠辱两忘、吾之创制当自吾而始的精神，这本身包含着人生最重要的“神圣之自尊”。
我们所面临的不止是全民族精神大厦的建设，同时面临着全世界人心的救赎
奉劝那些奔腾叫嚣于名利场、拍卖行的艺术家们、那些剽窃他人作品为己有、或干脆作伪的违法者们自重自爱。艺术的价值在于艺术品本身所表露的天地精神，市场不是衡量艺术品的根本标准。我们都知道，19世纪末的梵高，生平一张画也卖不出去。因为天降奇才，不一定同时降下能欣赏奇才的人群。在颠沛困窘之中，梵高愉快地、不停地画着，他所求卑微而质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期待着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中一展他的作品。今天却如何？全世界最伟大的美术馆都以有梵高的作品为荣，荷兰和法国都争称梵高是他们的儿子。他的画价飚升至亿万美金，然而这一切都与梵高的“初心”无关。他寂然地躺在奥维尔城公墓最简陋的坟茔中，他从自然来，回归自然去——怀抱着他那金子般的“初心”。谈到金子，我不免想起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的话，王阳明认为，舜、尧、文、周、孔子、汤禹、武王、伯夷、伊尹在纯乎天理上是完全一样的，分量或有异，而在足色的精金上则无二致。我可以进一步将王阳明之说扩而论之：王阳明看到市廛上东往西来之人，都以为是圣人；而东来西往之人看王阳明也是圣人，只要守护着这与生俱来的精金，不论贩夫走卒心中的二两金子或王阳明心中的一吨金子，虽重量有别，而其于足色上则完全一致。才能有高下，天分有智愚，然而呵护“初心”，使二两之为用与一吨之为用完全向着“至善”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便是上下一体的社会中一项巨大的心灵工程。有一次，北京电视台表彰了一位拾荒的老人，他要捡600个塑料矿泉水瓶，才能换得一元钱。但他却在汶川地震时捐出了20元，我为他题一幅“大慈大悲”四字匾额，他叠之又叠，珍爱地塞进他的破衫口袋之中。有善意之人私下对他讲，这字如何贵重，老人无表情，木讷地回答：“呵，呵。”因为我送的字是表彰老人的“初心”，老人爱护这字，便是呵护这“初心”，善意人的殷勤得到了冷漠的回应，不得不说这是一幅很有意味的生活图景。
检点中国近代史迹，凡是为“初心”而生、为“初心”而死的无双国士，皆是民族的英魂，他们依旧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当谭嗣同浩然长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时；当夏明翰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时；当瞿秋白高唱国际歌，引颈受戮、从容就义时；当黄继光扑向敌人碉堡的枪口时；当邱少云手抠着大地，在烈火中壮烈牺牲时，他们心中只有最纯良的“初心”，那是他们心灵的绝对命令。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无不坚定地怀着“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信念，他们“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当邓稼先、周光召在荒脊的西北制造“两弹”之时，让民族不再受到凌辱的爱国“初心”，永垂竹帛。当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壮烈牺牲，毛泽东主席怀着巨大的悲痛说：“青山处处埋忠骨”，这是毛主席从第一次党代会就怀抱着的拯救中华民族的“初心”。不要忘记，人们已不太提到的同样为慰问志愿军而喋血沙场的相声名演员常宝堃和著名琴师程树堂，他们碧血长新，“初心”永存。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对着先烈扪心自问。那些动辄开价几千万、几百万，甚至自称“豪门”的演艺界人士，不应自觉汗颜吗？
我们所面临的不止是全民族精神大厦的建设，同时面临着全世界人心的救赎。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初心”的深邃思考。宇宙经历了千百亿年，出现了地球上的人类，人类“初心”的思考、“初心”的实现，关系着地球和人类的存亡。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与呵护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光辉之词：初心、天地精神、根本善、至善、致良知、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