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期盼》
（七律）
阳雀鸣时别洞庭，梅花陪我度寒冬。
凌云已逐西风散，壮志随伴雪花溶。
百念酬君何有路，常思报国却无门。
他年若得招安令，愿学梁山宋公明。
文化大革命中那疯狂的1966年，我莫名其妙地被当时打倒一切的“红卫兵”抓住强行将头发剪得凌乱不堪，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送到桃江邮局寄发，搭上去益阳的汽轮，留下一首遗书式的七律于船上，船到新桥河地段时，纵身跃入资江……（后来被船员和乘客们救上来，送到当时益阳市公安局，公安局一位叫熊科长的看到我的诗句和听到我的经历后，深表同情，百般安慰、劝解……这位好心公安后来亲自把我送回了家。
那首绝命诗为：
《别了》
（七律）
三日离娘踏世间，便将生死置等闲。
惶惶恐恐观世态，战战兢兢看人颜。
一头肤发“红兵”剪，满腔羞愤厌人寰。
如此生涯何再恋，屈原招手水晶潭。
“副社员”时期内，曾记得一首挑石灰写的几句打油诗是：
《挑石灰》
一身蛮力娘生成，
肩挑两百步履轻。
定额计工一抵俩，
贫下中农不眼红。
还记得有一首队上烧瓦窑的几句为：
《瓦窑烈火》
烈焰腾腾气势嚣，
欲与烟云试比高。
昂头冲破窑池顶，
一腔豪气化风消。
还有这么一首叫《出工》的打油诗：
农民自古是勤劳，缘何今日尽懒猫。
男女出工不出力，田中产量哪得高？
更有那么一首质疑毁林开荒的打油诗：
砍光油茶开田――可惜！
学习大寨遍地歌，
战天斗地改山河。
宽尺不如厚一寸，
毁林开地敝病多。
当时我知道，这些顺口溜若被人看到了定会说成是“反诗”。是会被“造反派”批死斗死的……所以那年代里我写什么一般都是随写随烧,仅把其当作是对当时情绪的一种渲泄而已—就像那些猫儿狗儿受伤后去舔舔自己的伤口似的。
至于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层层下转到了桃江县委。当时的县委给我来了封信（信给我看一下后，就被大队支部收走了）。不过此后，我的“待遇”明显逐渐转好了――生产队让我当了记工员，大队让我当了植保员。由于我会吹拉弹唱，而且会编写一些文艺宣传节目，不久后，我成为了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骨干成员，直到1977年，被推荐为民办教师……也就在我进入学校的这一年，我满三十二岁那天，一位叫孙国华的抗美援朝志愿军退伍老兵找到杨家，说我是他的弟弟，要带我去见生身亲母……戏剧性的故事这里不详叙了，我拜见生母后于次日写了一首小诗寄给在外的养父：
四八春秋弹指消，
来龙去脉晓今朝。
人生道义粗知晓，
犬马当报养儿劳。
我的养父特会写诗，我学写诗就是受他老人有的薰陶……养父胸怀豁达，收到我诗后他也步其韵回了我一首诗：
光阴荏苒岁月消，
料知迟早有今朝。
为国育才非愧事，
吾儿不必费思劳。
在校任民办教师期间，我有时间搞些业余写作。也曾发表了几首民歌、快板等小诗。
1980年，县文化部门通知我去参加了由县文化馆主办的桃江县首届毛泽东思想文艺培训班，学习期间，我以1966年的那次未遂自杀为题材，写了篇题为《资江一昼夜》的短篇小说处女习作，获得了辅导老师（省文联一位作家）的充分肯定与鼓励……学习班在特大洪水水漫桃江城关镇后提前三天结束了。水电交通中断，学员们只能各自走路回家，一路上，满目苍夷，到处流下了洪水洗劫的痕迹。
回到学校后，我以这次洪水为题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柴支书入党》，发表在当时的《桃花江》文艺小刊物上，并获得了个一等奖。这在当时灰山港区联校领导们心目中也许留下了较好印象与评价――因为那篇小说的发表在当时全区教师队伍中尚属突破性的，以至后来呈送辞职报告后，有联校领导登门挽留之举。
随着历史的演化，“四人帮”倒台了，“文革”结束了。邓小平主政了，拨乱反正了，地富反坏右摘帽了。改革开放了……每个中华子民都恢复了本来应有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我这农民，终于可和乡亲们一样平等做人了……很快地，我当劳动模范了，当县“人大代表”了……此后我的人生故事巧合地以八年为周期，戏剧性地进入了起起落落的旅程。只有将军元帅、名人、伟人写自传或回快录，我是个农民，没有一个普通农民写什么“回忆录”的――所以，我只能以围绕我当年那不靠谱的“诗人梦”而回忆些许有各个时期代表性的小诗来叙述我的人生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