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笛卡尔的“神”，已然在他的《谈谈方法》一书的附录中陈明：“那被我们理解为无上完满的、不能设想其中包含任何缺陷或完满的限制的本体，称为神。”笛卡尔不会如莱布尼兹强迫理性去证明上帝为必然的最高存在者。笛卡尔的上帝非常接近中国人所称的“自然”——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他的法嗣斯宾诺莎不久揭示：在笛卡尔那儿，上帝、实体、自然本来是一个意思。笛卡尔到底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已不需作无谓的争论，即使称笛卡尔是二元论者，也欠公允。笛卡尔就是笛卡尔，他是一位真理的思考者。
王阳明也同样视自己的所有修为和思考是为己之学，然而王阳明身为朝廷之命臣大吏，自有无可推诿的担当，而作为入世的儒者，必有学术之外的目标；他的心学，只是为了拯救世道人心，以实现“人能弘道”的大愿。他的处境比笛卡尔更为险恶，朝中的宦官佞臣，是容不得如王阳明这样的正气凛然的君子的。他一方面要扫除山贼，为民除害；一方面，他丝毫没有懈怠对己、对人心灵的呵护，欲除人类心中之贼。《大学》中有一条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王阳明的伟大在于他强调“致良知”，应置于格物之前，他以为这乃是儒家《大学》的根本，或云是根本的学问。不能致良知，格物何用？又如何能意诚而心正？如何能达至修、齐、治、平？王阳明深信良知是不虑而知、与生俱来的，他是一面心灵的明镜，纤悉无遗地照见善与恶，当一切归于寂的时候是无善无恶的。“致良知”者，“止于至善”也，明镜高悬也。“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而这为善去恶的功夫，则是为了去尽恶的渣滓之后，回归本体。这里，我们显见老子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的哲理在王阳明的“致良知”中的实现。王阳明“为善去恶”的格物与笛卡尔“去伪存真”的格物貌略似，而方法相去实远矣。笛卡尔的“格物”是严密的、有秩序的、自易而难的科学实证，是步步逻辑的前进，对研究对象认识得一清二楚。其困难的程度，据笛卡尔说，不亚于从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取出一尊狄雅娜像或雅典娜像。而王阳明则是静思，宛若禅宗之于蒲团打坐，不是心外的“格物”。王阳明有一则故事，他曾对着竹子思考一周，穷格其理，竟然劳思致疾，这才悟到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是根本的功夫，根本的功夫在于颠倒过来，先致知而后格物，倘若心外犹存一物，便不得良知。一切都不在心外。《传习录》曾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有了王阳明如此对“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致良知的认识，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不能如“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传习录》），所以王阳明特别强调：“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以此知笛卡尔“格物”乃是科学上的功夫，王阳明之“格物”乃是心灵上的功夫。笛卡尔之为近代理性主义之鼻祖，对西方科学之发展，厥功至钜；而王阳明之“致良知”，则是人类心灵救赎的不二法门，与科学之发展杳不相关。
我们顺便一提南宋朱熹的理学与王阳明心学之分，朱熹的名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语类》）理在心外，这儿的理略类老子所谓的道或自然，而王阳明则以为“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于此朱熹将“心”“理”二分，而王阳明则合“心”“理”为一，王阳明不唯有别于朱熹，亦有别于西方之大哲。西方哲人自柏拉图之“永恒理念”、笛卡尔之“天赋观念”、康德之“合目的性”、黑格尔之“绝对精神”，终是想在匆匆兮离合兮的大宇宙中寻找一个可以统摄万有的东西。至于如莱布尼兹死心眼式地命理性去证明上帝是个具体的存在之物，大体是不对的。智慧如杨振宁先生，固当今世界最伟大之物理学家。有人问他，你认为上帝存在不存在。杨振宁说：“当我们研究微观世界，他们是如此的恰到好处；天地大美是如此不可言喻时，我内心的感动，很接近宗教的情绪。”他又说：“十九世纪英国的麦克斯韦方程，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如果没有麦克斯韦方程，今天从麦克风到航天事业都不存在。然而麦克斯韦并没有发明什么，他仅仅是发现了这个方程，其实在没有地球和人类之前，麦克斯韦方程便存在于宇宙之中。”以我之见，这就是所谓的“天机”，麦克斯韦便是天机的泄露者。古往今来一切的科技里程碑的建树皆是天机之泄露，然则，人类所能泄露者仅是天机的亿万分之一，即使如此，人类的生活已然无数次的翻新，不只是生活的方式。数学巨人陈省身甚至说：“今天的人类和五百年前已不是同一种动物。”钟山逸叟《封神演义》上的所有神奇人物，今天任何一个儿童都超越了他们的本领，譬如顺风耳、千里眼，今天皆归入小儿科。科学带给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与同时带给人类的沉沦和灾难正遵循着笛卡尔的能量守恒铁律前进，正负抵消，方能守恒。看来天机的泄漏，是祸是福，尚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
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发展同步，甚至哲学家起着导夫先路的引领作用，然则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无穷极的领域，好奇心永远是科学之母，即文首所引爱因斯坦所谓之“想象力”。每一位杰出的科学家都带着各自的想象力来到人间，于是科学还会前进。而前进了竟如何？人类在此陷入了困境，因为不是所有的发明都富于“善”的色彩，“恶”的色彩正与之比权量力。后工业时期来临之后，人们对所有的苦果（如汤因比将其列为人类十大危机之首的原子弹等）视为理性思维使然。然则，理性思维本身是没有任何过错的，理性思维如果说与宇宙本体同在，便是无善无恶的。宛如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理性思维本身什么也没有发生，思想者快乐，所以他思想。笛卡尔所呵护的良知，是人类在认识领域的去伪存真而朴素的求真精神，本身便是人类美德之所在，笛卡尔以为人生在世所能得到的快乐，没有比这更美妙、更纯洁的了。对于纯真的科学家，宗教的异端裁判所，才是恶的势力，正是他们将科学家送上死亡境域，而成为祭祀中的鼎脔。笛卡尔本人只图改变自己而无济世之想，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成为了新世纪人类的智慧之旗，同时他以一己之善，教导人们热爱真理而厌恶虚妄，这是何等高尚而令人崇敬的生活与学术的态度。
至于王阳明，他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学说本身便是一种为己之学，他希望每一个人内心万理灿然，他追逐一种大中至正之道。知行合一，正是遵循良知行事，苟如此，则人人可为圣贤。“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为圣之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在孔子看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这先儒之语，正是为己之学的极境，而人们对孔子“上智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误识孔子为等级制度的维护者，实质大错矣；王阳明说孔子之意是：不是不可移，正是不屑移。他看清了“道心惟微，人心惟危”的本义，因为道心—本体是无声无臭的，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故称“微”；然而倘人之心灵，没有澈然大朗，黑窣窣的，一行事便错在其中，故称“危”。
笛卡尔以为上帝（如上所述，并非实体）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也把世界印在我们的心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生下来就知道，天赋观念是无所不能的理性的工具，是宽广无比的理性的桥梁，他是我们设定的神，没有它，我们永在迷雾之中，罔知所遭。但是，理性思考之伟大，在于它能使用工具，走上桥梁，而且与天赋观念意合而神侔。我们再一次重述笛卡尔的名言：“必须是（依凭天赋观念），才能想（走向本体的真理）。”
天赋观念（我们设定的神）是“完满的是者”，让我们不完满的理性，不断地趋近于它。
在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中，我们似乎看到在本体认识上与笛卡尔的一致。而笛卡尔对人性中所固有的天赋观念，充满着对所有人的信赖，他说：“……因为拿理性或良知来说，既然它是唯一使我们成为人、使我们异于禽兽的东西，我很愿意相信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同属的各个个体只是所具有的偶性可以或多或少，它们的形式或本性并不能多点少点。”（《谈谈方法》）正如王阳明看到市廛往来皆为圣人，而人人看王阳明亦为圣人一样。人苟无作圣之心，便与禽兽无异，便投生在世上千百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王阳明以为，尧、舜、禹、伊尹、商汤、伯夷、周文王、周武王、孔子在纯乎天理上是完全一样的，分量或有异，而在足色的精金上则无二致。笛卡尔和王阳明在相隔百年后在很多论述上，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王阳明的“为己之学”、“致良知”之说，其实是利他、利众、利社稷国家之学。他晚年援引庄子当年批评儒家的“内圣外王”四字，而从正面运用它，以为这是知行一体，合内外之学的儒家的至境，也是王阳明晚年为人行事的准则，而他对人类心灵救赎的大愿，也必将成为走向大同世界的一条通道。
当二十世纪的维特根斯坦慨叹哲学家已无事可做的时候，西方近代理性思维的鼻祖笛卡尔则在云端投下了善意的讪笑。因为在对本体的、从善的追逐上，哲学家永远有事可做，人们担心的不在于此，而在于理性之果的应用者如果怀着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那么危机就近在咫尺。
中法两个文化大国，对当代以至于对遥远的未来的世界，将发挥他们无与伦比的伟大作用，而王阳明和笛卡尔两个名字也将与日月同辉，永葆厥美。在这两个名字上闪耀的是人类将永远守护的一词圣典——至善。
2010年5月于法国巴黎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