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稿子的第二天，王国伟找了一位退休的资深编辑，请他用稿纸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阅读书稿之后，他将出版建议告诉总编和社长，得到大力支持，并告诉余秋雨，书的内容不够，需要补写和充实，加强文化的厚重感。因此，余秋雨又补写了《风雨天一阁》等篇章，书稿从原来的18万字增加到23万字。书稿立项后，王国伟又找了圈内一些朋友阅读，大家评价都不错，更增添了出版的信心。1992年3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苦旅》终于面世。这本书曲折的出版也经历了“苦旅”，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本畅销书，而且连续畅销几十年。
“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对散文创作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一方面，散文创作落后于小说和诗歌，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需要新的开拓，尤其是要超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笔法；另一方面，散文里充满风花雪月和甜腻之风，散文的格局小、境界不高，比如一些庸俗的游记散文。《文化苦旅》在《收获》上连载时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一组关于《文化苦旅》的笔谈得到余秋雨的特别关注。1989年第2期的《鄂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推出了“《文化苦旅》笔谈”。在笔谈的“编者按”里，策划者提到在1988年《收获》上连载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引起本校中文系几位老师的兴趣，并指明“组织这次笔谈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当前散文领域的沉闷局面，以引起创作及评论界的注意，推进散文的发展”。在笔谈文章之前，是余秋雨应邀写的《再谈〈文化苦旅〉》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说自己近年来学术上思考最多的是以中国文化史为背景的中国文化人格，一接触山水，就把自己的感悟投射上去。他认为当代散文有两重痼疾：一是过小，即沉陷于琐碎的小格局；一是过大，即流之于空泛的、消弭个体的大观念。散文的大气必须以个体人格格局为支撑。同时，余秋雨认为《文化苦旅》每篇写得匆忙，瑕疵甚多，希望看到更多展现不同生态和心态的散文。
这组笔谈文章分别是熊家良的《对文化与人的理性思考》、曹毅的《漂泊者生命主题的寻求》、张应斌的《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召唤》、毛宣国的《关于〈文化苦旅〉的文体特征》、毛正天的《一项新的艺术创造工程》，五位作者当时都是鄂西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这组文章从多个角度解读《文化苦旅》，然而凸显理性品格、浓厚的文化意识以及对古典散文章法气势的借鉴等成为五篇文章比较集中的看法。今天来看，五篇文章中的不少观点仍然是经得起检验的。
笔者就这组笔谈文章电话询问了其中的两位作者：现分别任教于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南大学文学院的熊家良教授、毛宣国教授。两位教授对此事记忆犹新。熊家良回忆说，当时《鄂西大学学报》主编想把刊物办出亮点，产生影响，就请中文系主任帮助策划一下。于是，中文系几位不同学科的老师聚在一起讨论选题。熊家良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他认为《收获》上连载的《文化苦旅》不错，可以以此为主题组织笔谈文章。毛宣国告诉笔者，确定主题后，几位作者没有在一起讨论过，大家凭着各自的阅读感受写出文章，而自己对余秋雨散文中的理性品格特别关注。
在1992年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的后记中，余秋雨开头就提到了这组笔谈，“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中文系五位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可见，余秋雨对这组笔谈文章十分认同。余秋雨的后记还延伸出两件十分有趣的事。一是“文化苦旅”的英译问题。余秋雨说，“这个颇具规格的学报在英译中把《文化苦旅》简称为CPAT，原来他们对它的全译是Cultural Perplexity In Agonized Travel，似乎略嫌重涩，什么时候很想请英语专家再斟酌一下”。直到今天，《鄂西大学学报》对“文化苦旅”的英译仍被很多人使用，广为流布，而2015年出版的英译本《文化苦旅》的翻译是A Bittersweet Journey Through Culture，不知是不是考虑了余秋雨的建议。二是余秋雨曾到武汉打听鄂西大学，“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从武汉出发也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里去过，竟像探险家一样述说着那里的风土人情。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这本书应该让整个华人世界的读者都来读一读”
1992年集结成书出版后，《文化苦旅》获得的评论更多，影响更大，传播更广。上海知识出版社给予余秋雨高规格的出版待遇，首印7000册精装本和3000册平装本。第一版的封面是一张夕阳下的西部沙漠照片，营造文化的孤独沧桑感，这个设计贴近一些篇目的内容，尤其是余秋雨在敦煌等地写的一些散文。《长江文艺》杂志社原社长、主编刘益善在《〈文化苦旅〉封面上的小鸟》一文中记录了自己的收藏故事。《文化苦旅》刚出版的时候，刘益善四处寻觅不得，等到第4次印刷的时候终于买了一本。他突然发现自己买的这本封面上多了一只小鸟。原来是印刷工人在制封面压膜时，将一块褐黄色的薄塑纸片压进去了，看起来好像一只飞翔的小鸟。“封面原本是深蓝的天，深蓝的天下是无尽的沙丘和沙丘下的沙路，现在添了一只快活飞翔的黄褐色的鸟，变得广漠中有了生命的穿行，壮阔中有了灵动的游走。”这好比珍贵的错版邮票。2000年，王国伟组织了一次改版，把精装本改为简装本，封面用类似牛皮纸的再生纸，书名是颜真卿字体，古朴典雅大气。这一版本市场接受度更高，甚至被认为是原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