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逻辑：社会、人、技术的三重变奏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历史变迁表明，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由数量到质量、由低级到高级的提升变迁主要是由社会发展推动的，社会发展决定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具体内容和实现程度。而属于社会发展范畴的人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在文化需要变迁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社会、人、技术的合力变奏构成了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变迁的内在逻辑。
首先，社会发展决定文化需要变迁。“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呈现状况，同样的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决定着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变迁。
第一，社会发展决定文化需要的内容。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不是主观的、任意的，而是受到两个方面制约的：一是人民群众的文化认识水平。人民群众不可能需要他们认知以外的文化，这也就是我们回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时，无论如何仔细也无法发现他们存在对网络社交文化的需要一样。人民群众的文化认知来自于社会实践，整体上是由具体阶段社会发展所积累的全部实践所决定的。二是人民群众满足文化需要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文化可以同时满足这三个层次需要。除去享受需要，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都要受到具体阶段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它们必须契合具体阶段社会发展状况，否则它们就是无效的。因此，满足文化需要的目的决定了文化需要的内容是社会发展所决定的。
第二，社会发展决定文化需要的风貌。对文化而言，风貌指的是特定的文化所呈现出的主流精神状态，它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风采和风格。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文化需要风貌的变迁和社会发展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既反思过去又盼望改革。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崛起，《班主任》《伤痕》等影响颇为广泛，反映改革探索的报告文学也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国的开放持续推进，不仅学英语成为热潮，《北京人在纽约》一类的“洋插队”影视剧也霸占电视荧屏。这些事实都体现了社会发展对文化需要风貌变迁的决定性影响。恩格斯曾经提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表达出文化是对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反映，而且与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科学论断也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典型的事例。但是这种文化现象并不是整体存在的一般文化现象，而是局部存在的个体文化现象。就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时间段而言，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变迁仍然是由社会发展所决定的。
其次，人的解放推进文化需要变迁。人既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是文化“以文化之”的客体，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文化需要是人的需要，人的解放是推进文化需要变迁的重要力量。
第一，时间解放推动文化需要增长。时间的解放就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从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必要劳动时间逐步缩短、闲暇空余时间逐步增加。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一是显性劳动时间缩短。1994年3月我国开始实行大小周末制度，1995年5月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每周实际工作时间缩减到40个小时。二是隐性劳动时间缩短。随着交通的改善、家电的普及等，用于上下班交通、家务等的隐性劳动时间减少。三是离退休时间增加。我国的离退休年龄一直没有作大的调整，而医疗进步、生活方式改变，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1957年的57岁上升为2018年的77岁，离退休时间的不断增加。时间的解放为人民群众满足文化需要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保障，人们可以把更能多的时间用于教育、娱乐、体育、艺术等文化活动，因此全社会首先在数量上对文化需要的持续增长，这为质量上的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智力解放提升文化需要品质。高品质的文化可满足高品质的文化需求。文化需要受制于智力储备，下里巴人难以欣赏“阳春白雪”。智力解放是人民群众因为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导致的文化认知、欣赏、创造能力的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素质十分低下，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国家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1982年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达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人民群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使他们能够认知、欣赏、创造更高品质的文化，从而推动了他们文化需要的品质提升。
第三，思想解放拓展文化需要界域。思想解放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拓展了人们的思想视野、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心胸，把人们可以接受的文化界域由一元拓展到多元。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一次全民的思想解放，这以后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同时也在推动思想解放的持续深入。人民群众逐渐摒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更加客观地看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存在。人们认可主流价值观念的多种文化表达，认同不同文化之间既有交流也有交融交锋，接受二元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多样文化，接纳公众与个人、大众与小众之间文化的各美其美。由于思想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些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都成为了人民群众文化需要满足的文化资源。
最后，技术进步影响文化需要变迁。文化依赖于载体而存在。文化载体是客观存在，技术进步能够推动文化载体的变迁。文化的变迁不仅仅是文化观念内涵的变迁，也包括着文化载体的变迁；同时文化载体的变迁也影响着对文化观念内涵的承载，促进文化观念内涵的变迁。因此，技术进步影响文化的变迁，影响着文化需要的对象。
第一，技术进步升级文化需要。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人民群众对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化载体是历史的产物，总是受制于特定时期的生产能力而存在壁垒效应。技术进步能够不断突破壁垒，创新出特定时期最具比较优势的文化载体，提升人民群众对文化需要的满意度。在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中，七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印刷媒介（报刊）、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介（互联网）三个阶段，技术进步使我们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便捷，这就是技术进步促进的文化需要满足呈现出的升级式发展。同时，技术进步还带来新的文化样态的出现。网络技术是我们近年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依托于网络技术进步的虚拟空间的出现、虚拟社会的发展，“颠覆性”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需要的满足。
第二，技术进步丰富文化需要。技术进步不仅仅表现为技术突破，这是技术发展的质变，技术进步也表现为技术改进，这是技术的量变。技术改进同样会引起文化载体的变迁，这种变迁最多的表现为同一文化的观念内涵由一个文化载体扩充为多个文化载体予以承载。这样，技术进步可以丰富人民群众对于同一种文化需要的选择。这种技术进步同样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是特定文化的观念内涵要求突破单一载体的物质门槛、“审美疲劳”等约束的必然结果。电影文化是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样态，它的承载载体几十年来就由电影院（场）拓展到电视机，再拓展到电脑和目前的移动终端。它们同时空共存，为人民群众电影文化需要的满足提供了多种可能，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