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大体可以对王国维的思想作一概述，他倾向于独立意志，尼采所谓“上帝已死”、“成为你自己”、“要抛弃一切使人软弱、使人病态、使人成为奴隶的理论”，这些我们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已然体会到他与叔本华、尼采的侔合，容下文再谈。最使人惊叹的是王国维特立独行的治学态度，这其中有天才的发现，也有陈寅恪所谓“或有时而可商”的疏漏。兹举一例以证之，吾师王玉哲先生曾于《周初的三监及其地望问题》一文中，揆诸当时情势，证以史籍、考古，以为周初实力所统辖者有限，“武士所置三监之邶和鄘绝对不可能远到河北北部和山东中部”，予王国维凭诗人想象以为“邶即燕、鄘即奄”说以不复容辩之否决，使三监历史之悬案冰解壤分，豁然大朗。从王国维的文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纵横恣肆的才情，治学方法上极富想象，苟非如此，一依陈言，则王国维断无甲骨文研究之成就。“征而信”，当然是治史的不二法门，然则达致“征而信”的境界，必须有披荆斩棘者的探索，他们发表的“或有时而可商”的言说，在学术的前进上，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即使错误，也有先行者的悲壮在。我们在读《观堂集林》时，看到他对经书中一词一句的发明时时击节叹服。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王国维的一意孤行，有头上的辫子为标志，这是他个人的事，只与性格有关，而与学术思想无关。所以束缚他的心灵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欲使王国维的独立意志就范，那就更是妄想。凭着这一点，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王国维不仅不是封建末朝的殉葬品，而他的可贵处，正是他从封建的营垒中，脱颖而出，大倡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这种可贵的精神，在近世学人中有着导夫先路的启示作用。古人云不因人而废言，今人竟因辫而废言，不亦荒诞可笑乎？我说王国维的辫子，有着审美意义，即指此。
然而王国维认为仅止于此是不行的，他看到世变的剧烈所导致的纲纪沦丧。纲纪云者，秩序也，契约也，俗成之伦理也，游戏之规则也，他对辛亥以后军阀势力之坐大深感忧虑。“中国十余年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督，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论政事疏》）王国维对《周礼》《礼仪》《礼记》的痴迷，对《尚书》的诠释，处处表现他晚年与孔子相似的“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忧思难忘情怀。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希图通过学术之研究，唤醒社会对传统秩序的记忆，希望从中找出万世治安之大计。然则历史不会以王国维书斋中的设计前进，尤其在气数已尽的时节，历史上所有相类的努力都是徒然的，王国维当然不能例外。王国维的天真在于他还以为“南书房行走”的赐衔或可以使他能治国平天下呢。
聪明的人立刻发现了我以上的言说成为了龃龉不相统属的悖论。那就是你的肤浅了。人们习惯于一种思维，既然是主张意志独立、思想自由的，那必然是反道统、反传统的。在尼采那儿也许你的判断正确，而在王国维这里，你的判断成了支离的皮毛之见。的确尼采反对传统的哲学、宗教、伦理道德观，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命题，所以尼采神经迟早会出问题。而王国维高尼采一筹的，是他认为自由意志必须在与道统的融合中，才是唯一的可行的万世治安的大计。
其实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而社会的本质是秩序的。当自由符合秩序时，便是和谐圆融之境；当自由背离秩序时，便是嚣乱溷浊之境。这是一个显见质实的逻辑。十九世纪在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说后面，隐含着责任和悔恨，而二十世纪萨特在他的“是懦夫使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的选择后面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中外古今，在此问题上，凡是理智的而不是神经质的分析，结论基本上是大同而小异。
谈过王国维之自沉及其原因，回过头来讨论王国维的审美裁判，我们就有可能找到他心灵的依据。他的审美裁判，来源于一颗自由的心灵，来源于一种独立的意志，使他的滔滔言说成为空谷足音，他只眼独具，使他的理论高翔于溷浊的泥淖，“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天才、赤子之心、真，是王国维审美的先决条件，对此，王国维的著述既含有灵台照雪般的理论分析，也有般若飞花式的感悟摛藻。驰辩如波涛，立论似峻峰，近世以还文论能与六朝《文心雕龙》和五代、宋词章比美的正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静庵文集》及续编、《观堂集林》中若干卷，还有便是王国维自视甚高的《人间词》。
王国维当然是不世的天才。在论述王国维的天才论之前，请先略陈我对天才的分析：盖凡天才，天授之也，不可以功力成，不可以岁月到，这似乎有些玄乎其论，然揆诸艺术史迹，大概这个道理是不可颠扑的。大体艺术史上有三类人物：第一类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这断非天才，其间手艺人居多，这类人车载斗量，多不胜数，与艺术之本义无涉。第二类是“不知其然而然”的，这显见是天才，如音乐奇才莫扎特、画史异数梵高、溷迹乞讨的瞎子阿炳等等。这宛如胡塞尔所特别强调的“先验的主体”论，这些天才都是先验的，或者说他们的音乐和绘画都是不期然而至地摒弃理性与经验的灵智之果。第三类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这其中包含着两种人：一类是职业的、有成就的艺术家，在天才以下，在平庸以上；另一类则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超天才，如欧西文艺复兴时的米开朗基罗和中国南唐的李后主、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今后，我以为有一个用语是可以取消的，即“八大石涛”。石涛比较八大山人瞠乎其后远矣，把石涛捧得过高，大体是眼力不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