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赤子之心说”唯重一“真”字。真之既失，必为伪态、必为矫情、必为虚与委蛇、必为敷衍酬酢，此词人之大病。王国维论词有云：“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也。”（《人间词话》王国维自注）同时王国维警告词人“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儇薄者，小巧之智、轻薄之态，淫而佞、轻而浮者也，视之即恶俗，更无论吟唱矣。王国维对龚定庵之诗：“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评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龚定庵此诗前三句即俗不可耐，句首之重字，为诗家之至难，其难在要看末句如何煞尾，倘末句为风格高秀之词，则通篇焕然有彩，倘最后狗尾叠足，则品格自低。于此，龚定庵诗可视为淫秽之冠，尤其“寻春”二字用于佳人之身，则其品斯滥矣。淫而不秽，则或有好诗，王国维引六朝民歌以证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轗轲长苦辛。”可为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人间词话》）
“游”者，不实也，伪态也，与“真”不啻天壤，“诬善之人其辞游”（《周易·系辞下》），即指此也。王国维是宁可恕其“质俚”（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用“质俚”二字状唐时民间之歌唱脚本，非含贬义，其实有赞赏意），而决不容其淫佞的。以李后主之《菩萨蛮》为例：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其所描述“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而忘其恣淫。当代民歌“妹妹我坐船头”，有“让你爱个够”句或即脱胎于此，真切感人，断不会对其多所苛责。而王国维所引龚定庵诗，其病则“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文心雕龙·体性》中所列举八体中最后之“轻靡”，即所谓“浮文弱植，飘渺附俗”者，正“游词”之病征也。
当然，王国维《人间词话》固推重极典雅深邃博大精约之作，故重李后主之“眼界始大”，重冯延巳之“堂庑特大”，固不可以此望上段所论之“淫鄙”诸作，真固真矣，若雅则未也，这一点是应注意及之的。
以有“赤子之心”，然后有“真”，然后有纳兰容若之“真切如此”，有李后主之“感慨遂深”。而“真”字直连着王国维之“境界说”，《人间词话》有云：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大至家国兴亡、千秋感慨，小至一花一木，皆为词家构成境界之材料，必有真景物浮动于胸次，必有真感情注入于其中，《文心雕龙》所谓“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也，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也，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也，有此主客观之真实交汇融合，何患境界之不出？王国维与刘勰为异代知己，于斯明矣。
前文提到混沌之天才与清醒之天才，他们的艺术当然同赴绝域，而生命的状态则异其趣。混沌之天才，往往语焉含糊，东一句西一句，如禅家之机锋，凭直觉而顿悟玄旨，欧阳修有《赠无为军李道士》诗：
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
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
以画家拟之，则当代之李苦禅先生是也。苦禅先生作画的状态，真是忽忘古今、空所倚傍，紧闭双唇，口中喃喃似有语，偶发山东口音之“好着呢”，其童心之自惬，在旁观者是深知其陶醉状况的。清醒之天才则思路清晰不紊，他们有直觉、有灵感，然而毫不犹豫地通向理性之门，此正胡塞尔所谓“先验之主体（李可染本人之童心所在），通过先验的意识活动（李可染所强调的对景创作）‘构造’出本质、真理、存在等等”。王国维在谈境界时提出：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此处王国维之“写实”与“理想”，即今惯用之“写实”与“浪漫”也。
王国维接着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说：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人间词话》）
这其中王国维的甲乙之判是颇清楚的，词人达到“无我之境”的并不多，所以他说“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这是“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的天才之作。而天才数十年而一出乃至数百年而一出，能称“豪杰之士”者几稀，而词人还是“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王国维举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元遗山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为无我之境，这与王国维对此二人之崇高评价有关。王国维以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他们是“旷世而不一遇”的人物（《文学小言》），又于《人间词话》中直引元遗山论诗绝句：“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且讽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近代范伯子曾有“直须上接元遗山，不肯下与吴王班（指吴梅村与王士祯）”，所贬之人不同而所崇之旨一也。王国维对元遗山亦偶有微词，谓苏东坡“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其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论诗之眼力，王国维之不如范伯子，此一证也。
王国维诗远不如词，兹举《范伯子集·诗十九》长诗中四句：
胆缘病怯愁无奈，魂为惊多梦不成。
一顾苍天云尽失，几人白地浪来顷。
与王国维《欲觅》七律中颔颈两联比列：“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起看月中霜万瓦，卧闻风里竹千竿”，则不难看出后者与前者之渊源。能言伯子之所言矣，其可谓能感伯子之所感乎？王国维先生固论词之大哲，游刃而有余，缘其下笔即有骎骎与五代、北宋争驱之才情，而其诗则大不其然，尤其长诗、排律有近恶札者。故其论诗侘傺而局促，不足与伯子先生并肩。王国维有“莺偷百鸟声”之句，以讽国朝之新成，不亦含自讽意耶?
冯延巳“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秦少游“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王国维虽于《人间词话》中称许冯延巳“堂庑特大”，称许秦少游“终有品格”，然终竟未封其为“豪杰之士”，缘冯、秦之作，尚在有我之境也。
于此，我们不难看出《人间词话》中的“写境”、“造境”只是方法问题，因为这两种方法是不可断然分割的，是相互渗透的，而且真正的大手笔对此两者恰恰是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对于大手笔没有一个囿于“写境”而不造者，也没有一个善于“造境”而不合乎自然者。这一思想贯穿于王国维文论之始终，“写境”者必有深邃之感情，而“造境”者必依锐敏之知识。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最后归结一句：“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这就不仅承认了先验感悟之重要，而且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也同样重要。
《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则是另一范畴的问题，这就是词作境界高低的问题了。所以切不可误以为“写境”邻于“无我之境”而“造境”邻于“有我之境”，范畴不同，不可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