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精神的释放
前面我们提到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句话，也十分确切地反映了老子思想“阴柔的进取”的本质：水固然柔和，如东坡诗所谓“清风如水，明月似练”，然而水却包含着无坚不摧的内质；它固然能居下，“处众人之所恶”，然而它却既能泽被万物，又能摧枯拉朽、无坚不克。在《老子》书中“争”和“不争”是同义的，即是说“不争”就是为了更大的“天下莫能与之争”。在哲学界，对于今本《老子》、帛书《老子》的篡改的指责基本是正确的，唯第八章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帛书作“有争”，窃以为与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相抵牾，似应从今本为妥。今本注家如三国时王弼，的确对老子书妄加篡改，然而不一定帛书全对而王弼今本全错。王弼所见抄本当然比我们多，他的学问必然比那些抄本者高，对有些抄本上错讹的勘误，王弼也或有枝节的功劳。
我们还回到艺术上来谈刚与柔，可染先生曾说，至高的艺术技巧都是百炼钢成绕指柔，这真是极高明的见地。剑拔弩张、色厉内荏在中国画视为用笔的大病，所以中国书法主张绵里藏针、外包光华、内含坚质。李可染先生书画用笔看似迟缓，不若献艺走穴、现场表演者之“才思敏捷”一挥而就，然而将可染先生的书画张之素壁，那线条的浑厚劲拔，真如金刚杵般百折不屈。在众多作品之中，可染先生的画，真正做到了“不争”，那么平静而岑寂，不仅没有媚俗之心，更无张扬之迹，真是圣人“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三章》）。我的另一位恩师李苦禅先生一生经历如江海之甘居卑下处，所以天下学人景从，他的画作也可以说是在体道一如的情态下，以自然之心体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那是浑然天趣和深邃哲理的统一。他谈艺术也是“妙悟者不在多言”，然而正如老子书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世之所谓评论家，连篇累牍，动辄万言，但无法掩其简陋，而苦禅先生有时一两句话则可受用终身。他曾用老子“善行无辙迹”的名言来说明好的用笔含蓄蕴藉无起止之迹，这就如同老子主“无为”一般，最好的用笔也是若不经心，绝无刻削之迹的。老子“善行”指圣人之行，是不欲在人间留下什么丰碑的；内美大美之中国画，也不过是希望体现真正的自然之美，当画家心志真正回归自然的时候，那笔墨就也入了“无为”之境。石涛讲自己作画：“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也……纵使笔不笔、墨不墨，自有我在。”石涛的《画语录》讲：“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立于何？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而且石涛的画论以“一画论”贯彻始终。所谓“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与老子的“道”意思相近。在石涛的理论和实践中，画、道是合一的，在石涛的一画论中是真正体现了道法自然的。石涛作画的用笔一任自然，虽蓬头垢面，不掩国色，自有其与大自然相凑拍的大美、真美在，他所反对的“万点恶墨，恼煞米颠；几丝柔痕，笑倒北苑”意指米芾由于发于自然的真感而创米点山水，以写山川氤氲之气，而浅学者画上万点，皆为面目可憎之恶墨；董源画江南山水，用笔柔中藏刚，表现那平远空蒙之境，而钝智者学得的只是几丝柔弱拖沓的线条而已。这难道不使米芾气恼，而令董源笑倒吗？石涛又说：“古人未立法之前，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师古人之迹不师古人之心，遂使千百年来不能出一头地也，冤哉！”古人之心，指大朴未散的自然之心，正是学者所应师者，而不应拘于表面的画迹，画法倘不能体现自然的本性，那反成画家的桎梏，便成了“真”的对立面“伪”。而老子的“慧智出，有大伪”也可理解为僵死教条的画法，正是绘画中的大伪，必当根而除之。和老子以为“大道废，有仁义”之旨相同，石涛提出了“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的理论，不立一法是指自己绝不为后人立则，后人也应崇尚自然，而他自己则不舍弃他一以贯之的“一画论”，永远会遵循“道法自然”的最高原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