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之辨
关于庄子其人其书，问题不像老子和《老子》书那样扑朔迷离。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庄子十分简略，只是讲：“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关于他的身世还在最后提到：“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战国之世，漆器工艺发达，我们在战国时代墓葬之中发掘出的漆器，至今色泽灿然历两千余年而未朽烂，而“蒙漆园吏”一职，只是管理漆园或兼管漆器制作的微末小吏，也许庄子一生最大的职务即此而已。
“蒙”指何地，争论直至今日而无定论，由于出生地有所争议，故有以为庄子是战国时宋人，又有谓其楚人，甚至说是齐人、鲁人的，今从宋人之说。亦有以庄子《寓言》中所出现的帝王年代来校订司马迁之《史记》者，殊不知寓言本托无考之说以寓深旨，并不能为史家提供年鉴。亦有以《寓言》指证于史实，以史实纠正《寓言》者，这都和《庄子》之旨相悖，颇有迂阔之学究气。今对庄子之生卒亦只能约略定为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之间，与孟子几乎是同时。
《史记》中对庄子的性格作如是讲：“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意思是他驰骋纵横其辞章(离词)，对儒、墨两家痛加攻击，当世的博学鸿儒谁也不能幸免，然而他汪洋恣肆，思如涌泉，意如飘风，不为文不足自快，当政的人，不会器重于他。接着司马迁讲了一则故事，因为《史记》不仅是一部了不起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它还是一部瑰丽雄浑的文学巨著，所以他不排除口头文学的渗入。《史记》这样写道：“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段记载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列御寇》中有这样两段类似的故事：“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又《庄子·秋水》中载云：“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已死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塗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塗中。’”显然，西汉之世，庄子之书广为流传，而不同抄本，各擅其长，司马迁正是做了综合荟萃的工作而入《史记》。然而，这些故事作为反映庄子的性格则既生动而又准确。
及至魏晋之世，玄学大兴，注《庄子》者蜂起，据《晋书·郭象传》称，注《庄子》者多达数十家。《汉书·艺文志》称，《庄子》五十二篇，盖指汉时通行之古本，其中包含有并非《庄子》书之《庄子后解》及《庄子略要》等三篇附录，故古本《庄子》实际是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中，有十分之三是“一曲之才，妄窜奇说”，略类《山海经》、《占梦书》，文词又浅鄙，大悖庄子之旨，宜为西晋郭象所痛，删除之，世传之郭象注本三十三篇《庄子》遂成定本，我们谈论庄子，主要依据此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