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词话》《人间词话续编》中所论列之词人凡数十，以其评述而观其偏爱，王国维于历代诗人所最景慕者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对词人则未作明确之排列，我想下列的排列大体符合王国维所想，不会有错，其所最景慕之词人为李后主、纳兰容若，其次为冯延巳、苏东坡、辛稼轩，其次为欧阳修、秦少游、周美成，再其次为陆放翁、姜白石、温飞卿、韦端己。而以我本人之兴趣或异于王国维，请试略陈之，则苏、辛为最，而后为李后主、纳兰容若，而为王国维所多有指责之姜白石，则应位列欧、秦之前。性之所近，故评价不一，非谓王国维之不当也。
前文提及王国维作词，其性相近者实姜白石，而于词评时则同性相斥，多有苛酷之评。余综观王国维词，其中可称绝伦者约十数，的确可与五代、北宋、南宋诸家雁行，而其所以与姜白石近者，以彼与姜白石皆无“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多顾影自怜之叹，自道身世之感，其固自不可与辛稼轩、苏东坡同日而语矣。
王国维词中，余所最赏者为《浣溪沙》：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此词境界空灵，寄意悲怆，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无穷感慨，写于暮色苍茫之中，流云在天上飞动，而山寺的孤磬之声，却使天地归于岑寂，甚至云霞也为磬音所遏不再前行。寥寥三句，不啻是一曲黄昏的交响。词之境界不在长词与短令，王国维《浣溪沙》上阕真大手笔之泼墨写意，令人赞绝。而下阕更奇思突兀，于高峰皓月之下，孤寂之心怀忽焉使之对人生之终极意义提出咄咄追问，这红尘中充满着功名利禄和艰难苦恨，而自责不能看破红尘。这下阕又恰是王国维的生命交响。上下阕交汇的音调是博大而哀婉的，既充塞于天地而又凌翔于虚无，读后心旌摇动，久久不能平静。这首词，的确不会轻让于五代、北宋大家。用王国维评冯延巳之语，可称“庭庑特大”。
另一首《玉楼春》：
今年花事垂垂过，明岁花开应更亸。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劝君莫厌尊罍大，醉倒且拼花底卧。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王国维作此词时与上词相同，年龄不到三十，而王氏自青年时代就有一种悲观的宿命，这首词可称凄而艳者，在风华婉转而外，透露出年华过尽少年不再的惶恐。看花开花谢，感人生无常，孤独寂寞构成了王国维词的主调，也同样反馈给自己一种人生选择的尺度，而这种尺度的神奇，甚至决定了古往今来大多选择者不能永寿的悲剧。
王国维尝言：“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王国维固有伟大之人格者，文章之前半部已有陈寅恪先生之评判与本人之分析，则以此视王国维之词，亦不为过。盖凡诗人词家，不同于资本之积累者，以学术之事不可量化，于诗词尤然。苟陆放翁《剑南诗稿》中有五十首为世所传颂，《稼轩长短句》中有三十阕为天下所共赏，则为大诗人、大词人，其有疑乎？王国维平生所作词百阕而已，百首中有十数不让稼轩、东坡、后主，则其为大词人，亦无疑焉。余读王国维先生词，往往拊掌者，以其词剀切而其境悠远，若“已恨平芜随雁远，瞑烟更界平芜断”（《蝶恋花》），若“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更堪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鹧鸪天》），若“觅句心肝终复在，掩书涕泪苦无端。可怜衣带为谁宽”（《浣溪沙》）等，皆五代、北宋人手笔，非近世词人可梦见。王国维之自信非无由也。而王国维最赏爱之景为深秋、为残柳、为黄昏，所寄之情为飘零、为凄苦、为寂灭，其自浸悲楚、摧残心肝，有天下人所不可告慰者。其引决自裁固有陈寅恪先生殉意志之独立与思想之自由为主因，则王国维性格上之内敛不欲自伸，宿命导致绝望，亦他的自沉悲剧之不可忽视之一端也。
山阴樊志厚对王国维之词为深解者也，谓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由梦窗砌字、玉田垒句，雕琢敷衍而同归浅薄肇其端，而以为王国维词：“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能沉，直而能曲，不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闲出，殆往往度越前人。”又以为王国维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也，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樊志厚《人间词·序》）。则此余前所述为不知其然而然之混沌之天才也，而王国维之词论又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之“清醒之天才”也，作词时感发者多而论词时理性者多也，而王国维之最可爱处是其为感发混沌之天才时，亦即词人之王国维，而非词论家之王国维。而其贡献最著者为词论，缘上可接《文心雕龙》，下可与刘熙载《艺概》并列。盖凡特立独行之士，往往发为孤愤偏激之语，偶有为十翼所不愿苟同者，此亦陈寅恪先生所著碑文中“可商”意也。
王国维之学遍列古今中外，贯而通、精而审者也。其灵智之所照映，则涉文、史、哲、戏曲、考古、翻译皆高驰邈邈，五音繁会，在近代不作第二人观。而王国维自少年即体弱多病，“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事”，消耗之精力亦多，不能终日治学，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王国维所贵者恒也，“唯此二三时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持以之恒加上王国维超绝的辨审力，所取得的成就便是天才的心智之果。
王国维为人也至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其父王乃誉病故，他千里奔丧，并持孝守之制半年。民国六年（1917年），返海宁扫墓。所谓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王国维可为典范矣。性耿介狂狷，不曲意逢迎。以王国维之博雅，且于辛亥之后游学日本之历，非不知中外之务、经世之学，非不知清之必亡而新时代之必兴，非不知脑后一辫所引发的世之嘲议也。王国维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其自日本回国后，坚拒北大之邀而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受逊帝溥仪之命任“南书房行走”，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其本人于清廷可谓善始善终者矣，此时王国维年五十，距鱼藻轩自沉止一年矣。我以为天津祝寿其行迹，是其内心与溥仪告别耳。为人耿介不变至此，亦不忍厚非矣。
至此，文章似应戛然而止，忽忆民国十一年（1922年）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曾有一联，以志深悼，辞云：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今日读来，似乎是王国维的自挽，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言其学，沈曾植有之，王国维亦有之。“四昭炯心光”言天才的灵智之光，沈曾植有之，王国维更有之。“微言”者，“大义”之所寄托也，王国维素以中国学术所寄之人自居，“世变愈烈，则所以笃之愈至”，王国维不相信国学会颓隳，故有“岂谓”一词，意即“未可谓”、“不可谓”也。沈曾植为孝子，王国维亦然，前文述王氏之奔丧、守孝、扫墓可见，而“纯臣”二字，则有王国维之寄托在焉。“忠臣”者有所实对也，对沈曾植而言，便是逊帝溥仪，沈以“忠臣”视之则可，故而沈氏去世，溥仪有“硕学孤忠”之匾额以赞。对王国维而言，“忠”则不可尽其意，或云不确。“纯臣”者，责诸己而未有实对也，是自身品质之评价也，虽为挽沈氏联，不用“忠臣”而用“纯臣”者，以王氏已深感，“忠”于一姓氏一庙堂之时代已过去，而自身的纯真则应永葆厥美，“忠”与“纯”之大别如此。王国维虽拖以一辫，然其思想早非封建伦理所可禁锢者，他希望寻找独立意志、自由思想与中国固有的道统的无隙的融合，以为新时代来临时的先导。“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正直的言行可能使自己遭殃，但王国维决不放弃，“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王国维深感全面西化，在中国是一条不可行的道路，而他的特立独行，又不为世所承认，尽管不合时宜，但他决心为此以身相殉，愿如彭咸般自沉以明志。王国维对屈原的崇拜是至高无上的，他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显然，王国维是在这样理性的、甚至审美的裁判下走向鱼藻轩的。
“要为天下哭先生”，王国维之死，留下了一个为理想“九死其犹未悔”的典型，而这正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难得的品性。
责 编／周于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