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把科学理性视为使人类从混沌走向光明的唯一方法，我们无异于把东方古典哲学一概否定。其实哲学与科学使命的不同是科学帮助人类，而哲学慰藉人类。当然，我们希望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他就既可帮助又可慰藉人类。然而事难图全，我们不妨各取所需，要帮助时找科学家，求慰藉时找哲学家。我曾有一首诗送当代的数学大师、美国称其为“近代几何学之父”的陈省身先生，其中有句云：“此世门墙无我地，宁园小坐说云峰。”我再也没机会厕身陈省身数学的门墙，而在他的别墅“宁园”里，我们却能谈天说地，谈吴昌硕和任伯年，研究老子和庄子，那是何等令人欣慰的回忆！我知道面前的这位老人对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作用，杨振宁先生把他列入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的系列，他的知识对于我是一座绝对的迷宫，且不说出，根本不得进。
我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艺术型的思维方式，使我迷恋于直感的、非理性判断的东方哲学。它们语焉不详，但却睿智非凡。这些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作为自己的基础，因此，它本身只是一种自在之物，不具有证伪的任何条件。因此，它们和近代西方或当今中国哲学家们所构架的哲学理性的大厦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由于它们睿智，提出的不少命题，至今的科学家为之瞠目结舌。它们非凡的意义在于它们的睿智本身，而不在它们以什么认识论和方法论发现这些睿智。禅宗六祖慧能的悟性，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非是他砍柴劈竹烧火做饭之余的顿悟。我们大体可以将东方的哲学称之为悟性的思辨或者思辨的悟性，它们或许可以成为后世的或者未来的科学的先导。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根本的事实是，二千五百年前，当时的科学和技术水平还是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时代，可提供给佛家、道家、儒家作如此广大思考的科学实证材料等于零，庄子或庄子之徒竟能得出“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庄子·则阳》）的论述，则是对“时间”无始终这一范畴的要言，这在当时实在颖慧至极。像这样的例证在东方哲学的经典著作中，真是俯拾即是，像层出不穷的智慧的浪花朝你拍来；那是一片海域，而不是一股小的溪流。
我们承认，在东方儒家和道家（主要指老子）的思想中，哲学的思维（包括他们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追求和宇宙发展普遍规律的论说）和他们社会的理想、社会功利驳杂共陈，纯粹的哲学思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在佛学的著述中，纯粹的哲学思维则是主导的。庄子是个异数，他是一个彻底的无为论者、一个彻底的齐物论者，他思维的活跃敏锐使他的思想长上了垂天之翼，而且他的散淡萧疏、不务名利是骨子里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这和老子真是大异其趣。如果说孔子是阳刚的进取派，老子是阴柔的进取派，那么庄子就是回归自然怀抱的贤哲，一个退隐的自由派，这更使其可亲可爱。我毫不掩盖自己对庄子的偏爱之心，因为他更具艺术家的气质。佛家是迄今为止世界所有宗教信仰中的无神论者（至少中国化了的禅宗是如此），它的全部哲学思维在东方是最圆融而完满的，它对宇宙的解释、对天地万物的消长变化有着天衣无缝的阐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四
我之所以热恋于这一项思维的探索，乃是我在艺术的王国里奋斗搏击数十年，它们陪伴着我，使我的思维如清风流水，既不停息也不枯竭，而且我深知它们陶冶了我的心灵，使之纯正清冽、不染俗尘。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都十分曲折，或者说每一个人都能构成一部小说。理性思维曾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而且我也深以为理性思维还将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支柱，因为上古时代哲人的思维，那昔日的辉煌，光照已十分遥远，不足以点燃新时代人们为祖国奋斗的热情。然而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悟性的哲学思维，如果它不是浅陋的赝品，不是粗俗的时髦货，那么它就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就不会成为社会颓废的温床。相反的，它将在新的民族文化的建构和未来的文艺复兴中，起到不可取代的伟大作用。东方的哲学，它的宏观气势、它的睿智敏妙、它的纵横捭阖，直至它文字上的美轮美奂，都足以使我们为之倾倒，为之痴迷。
在古代，无论东方或西方，哲人都在精神领域里居于至高的地位，形而上学的学问被认为是超越一切学问之上的。然而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成果灿然，科学的实证雄辩地推倒了不少哲学的大厦；当然指的是理性哲学的大厦，科学迫使哲学家们就范，哲学家再也不是“来吾导夫先路”的拓荒者。高焉者，他们能步科学之后尘，使用科学的成果说明自己的观念，其中难免削足适履；低焉者，则只能作科学的尾巴。近现代伟大的科学家在自己的领域之中所实证了的真理，本身已是哲学，因此，他们的困惑是再也找不到哲学的知音。而当他们将目光转向东方的时候，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奋斗，原来在实现着东方哲人的预言，这些预言虽然沉埋于竹简韦编，销声于书册故纸，然而只要它是钻石，那么拂除上面的积垢，它们仍然璀璨夺目、灼灼其辉。我所接触到的不少世界“重量级”的科学大师，他们深感中国的文化底蕴所带给自己的裨益，而绝不似某些食西方残羹冷炙的人弃故国文化若敝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