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不需辩说的理论，在《庄子·寓言》之中，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庄子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不说话则与宇宙万物齐一的大道一致，宇宙万物齐一的大道与“辨析”事物的言论不能齐一，言辩与宇宙万物齐一的大道不能齐一，那言也白言，辩也妄作，毫无意义。因此这种言说等于没有言说。终身喋喋不休，却未尝真地说出了什么；而那终身缄口不言的却未尝没有说出大道的真谛。因此只有那隐机忘言的人，才能做到随心所欲，随物而变，非执一守固，“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卮言者，圆融贯通不以物拘之高论也。这“天倪”便是自然的和谐，只有这样的高论，才能传之久远，也就是圣人的“不言之辩”的真正要旨。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曾谈到人的生死，他说：“……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又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短短的几句话，其实都出自《庄子》的《齐物论》和《德充符》两篇文章。
庄子以为宇宙万物齐一，所以提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的名言，而且以为死和生都没有区别。他在《德充符》中举一个受刖刑而断足的王骀，成了鲁国的贤人，跟他游学的人很多，几乎和孔子差不多。孔子的弟子常季对孔子说，王骀并不教学和论说，但弟子们都能满载而归，难道果真有所谓“不言之教”吗？为什么他身体残缺而德性能圆满呢？孔子说：“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庄子·德充符》）这位圣人说死生这样的大事不能使他变化，那么即使天地毁灭，也不会使之丢失而被遗忘。
王羲之虽然不同意庄子死生齐一和彭殇无别的说法，但内心深一层次，对庄子之说则心向往之。在我看来，王羲之正由于自己达不到庄子的思想境界，才会以为兴尽悲来，“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如果他真正做到了“一死生”、“齐彭殇”，那么我们也就不会读到《兰亭集序》这篇脍炙人口而又不能逃脱人生我执的千古妙文了，它的妙处就在于对庄子的不理解。对一种学术或言说表现出理解、不理解或反对，那都是这种学术或言说的影响。
《庄子》中论及死生的地方不一而足，他之所以能最潇洒地对待死生，还是基于他齐物论的思想。他认为圣人(或如庄子书中亦称的真人、化人)修炼的终极目标，乃是能在坐忘之中达到心斋宁静，使自己藏于“无端之纪”（天地没有开始的时候），游于“无何有之乡”，真正做到离形去智的忘言之境。人生烦恼的根源在于事物之间的区别，而死和生则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对待这个问题的认识倘若没有达到庄子的境界，那么你很难理喻庄子其他方面的论述，正因为此，庄子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谈死和生的问题，目的是使人们大解脱，免除那种“倒悬之苦”（把问题整个相颠倒，是谓“倒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