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亲第四
《释亲第四》，无所谓考证，世所公称者耳，于《尔雅》之中亦仅聊备以查而已，更无微言大义在，今仅举父系为例开列于次：
高祖王父之姐妹为高祖王姑；
曾祖王父之姐妹为曾祖王姑；
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
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
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
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
王父之姐妹为王姑；
王父为祖父；
父之从父晜（音昆）为从祖父；
父之从父姐妹为从祖姑；
父之从祖姐妹为族祖姑；
父之从父兄弟之母为从祖王母；
父之从祖兄弟之母为族祖王母；
父之兄妻为世母；
父之弟妻为叔母；
父之从父兄弟之妻为从祖母；
父之从祖母兄弟之妻为族祖母；
父之从祖祖父为族曾王父；
父之从祖祖母为族曾王母；
父之妾为庶母；
祖，王父也；
晜（音昆），兄也；
王母为祖母；
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
父之世母、叔母为从祖祖母；
父为考；
母为妣；
父之兄弟先生为世父；
父之兄弟后生为叔父；
父之姐妹为姑；
父之从祖兄弟为族父，其子相谓为族兄弟；
族兄弟之子相谓亲同姓；
先生为兄（指男）；
后生为弟（指男）；
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兄弟；
先生为姐（指女）；后生为妹（指女）。
以上所列表仅父系上溯者，已繁缛如此，足证古人于家族世系序列之精细及称谓之苛严，开列之表仅上溯四世，即自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连同男自身共五世耳。
以下所开列者为男之后世，为便于阅读计，亦排比如下：
子；
子之子为孙；
孙之子为曾孙；
曾孙之子为玄孙；
玄孙之子为来孙；
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在此作“后”解，与前之“从父晜”之“晜”，字同而义殊）；
晜孙之子为仍孙；
仍孙之子为云孙。
于今之世，自子以下称下延四世，至玄孙可矣，来孙、晜孙、仍孙、云孙，则可称下嗣五、六、七、八世孙，正不必泥古也。邢昺之疏中，有一处，对《礼记》之释有异议，云《礼记》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嫔”者，邢昺以为此乃“一家之说尔，学者胶柱，遂为生死定称，非也”。并举《尚书·康诰》之文云：“大伤厥考心”，考为生者，方可伤心；举《尚书·酒诰》之文云：“聪听祖考之彝训”，此言祖考犹健在，故能对后人训之；《尚书·舜典》之文云：“如丧考妣”，考妣健在，故称“如丧”，设考妣已死，何称“如丧”？以上三部经典，皆以生称考妣也。
《释亲第四》中犹有母系之称谓系列，以其词今已所用甚少，其重要性在远古之世似亦不如父系，兹从略。读《尔雅》重在训、诂，而不重于此，读者深宜知之。
释宫第五
此章所述，最称琐杂，而其名号皆循周初之制。然则制随时移，则未见述其演化，除宫室而外，兼及道路、行走诸词，于今亦所用极少，或早非旧义。姑且留此一节，勿使《尔雅》结构有损也。
今略举其当注意处，以免徒枉费神。“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郭璞以为“同实而两名”。邢昺进一步谓：“古者贵贱所居皆得称宫……至秦汉以来，乃定为至尊所居之称。”
《尔雅》所述屋宇，大体为周制，夏、殷杳远，恐无此复杂，而其名于今亦毫无意义。如“牖（yǒu）户之间，谓之扆（yǐ），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yí），东南隅谓之窔（yào）”。然，东汉至三国之大儒郑玄、孙炎已然模糊，邢昺评其对“屋漏”之解释，谓“郭云‘其义未详’者，以孙、郑之说皆无所据，故不取也”（即孙炎望文而杜撰其义曰：“屋漏者，当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足见时称东州大儒孙炎者，亦有疏漏处，更无论其他矣）。以此，下边仅举其确切者以论。
一般屋宇今犹日用者，如“枢，枢者门扉，开阖之所由也”。墙谓之墉；阇谓之台；有木者谓之榭；埘，鸡栖于穿墙也，见《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连谓之簃（yí），指楼边小屋，近人自谦其居不大，如徐世昌自称其书房为“晚晴簃”；观谓之阙，邢昺于疏中引刘熙《释名》云：“阙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因忆少年时供职中国历史博物馆，所分配余之住房正端门内、午门前之西阙门偏南一室，时已破败，“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矣。南北两室，中间确是阙然过道。
至于人之路行，古人亦分之详矣，《释训》云：“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除“时”字今已不用，其他亦皆用于人与动物之走，然其义已非畴昔矣，即使先秦之文人恐亦参差用之，非为定则。如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非指堂下也；“忽奔走以前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非唯指大路也，亦言其急追之速也。按图索骥，骥或可得；而按字索句，恐其义多乖。《尔雅》或其后注疏笺解，皆为提供一种或多种解释，而中国文字所特有的丰富性，正如严羽所谓“字字古人所有，句句古人所无”（《沧浪诗话》），正极言字于句中排列组合之地位不同，则其境界、意味顿殊，切不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也。
《释训》云：“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无室曰榭，四方而高曰台，狭而修曲曰楼。”此皆周制，所维系之时间至晚为战国，且也诸侯纷争，各有标榜，正不必依周制造屋，历史有其名，彼时或有其专用，知之可矣。
释器第六
《说文解字》有“㗊”字，小篆，众口也；而“器”小篆为，《说文·皿部》曰：“皿，饭食之用器也。”（《传世藏书·语言文字》第106页）然则皿专谓食器，器乃凡器统称。唐陆德明曾论“器”“械”两字，谓“有所盛曰器，无所盛曰械”。原始先民最初之造器，大体为饮水、食物、储粮之用，是为众人口之所需物也，犬所以守之。可见属于新石器时代，私有财产渐渐有之，不过陶罐、陶盆之类，亦须有犬守之矣。故“器”字为会意字。此段玉裁之说，足可信也。
其中提及“豆”“缶”，豆为礼器，而制豆之材料和图像则有分教：“中大夫以上画以云气，诸侯以象，天子以玉。”而民间作为祭祀、享燕所用者，“豆实四升，用存菹醢”，屈原之《离骚》有“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而据王逸《楚辞章句》谓“藏菜谓菹，肉酱曰醢”，以我之意，“后辛”两句指商纣王残忍暴戾，菹醢非谓其藏菜与肉酱，而指对忠良之残害杀戮以为肉酱状也。与后边“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是同样写忠良不度君之贤愚，竭其忠信，反被罪过而身殆也。缶，盆也。邢昺引《诗经·陈风·宛丘》云“坎其击缶”，则缶是乐器。邢昺又举《易·离卦》：“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使秦王击缶”，缶是乐器无疑也。庄子妻殁，彼则鼓盆而歌，非击缶也。此庄子之潇洒，缶可击，独盆不可击乎？当然，缶也可以为盛水、盛酒、汲水之器。
犹有一词：“緵”（zòng），罟网，细密之鱼网也。又云：鸟罟谓之罗，兔罟谓之罝（jū），麋罟谓之罞（máo），彘（zhì）罟谓之羉（luán），用捕野猪也，鱼罟谓之罛（gū），大网也。以捕鸟、兔、猪，皆以一只为目标，不须大张罗网也。鱼则不然，其于游也，如过河之鲫，成群结伙，故网须大而所捕获多也。
又彝、卣、罍（léi）三者皆为酒器，彝则分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盖以形状名之也。邢昺疏云：“孙炎云‘尊，彝为上，罍为下，卣居中’……罍者，尊之大者也。”因此，尊、彝、罍、卣，形制大小有别，非使用者之地位有殊也。
鼎绝大谓之鼐，近代研究青铜之学者有郭鼎堂（郭沫若）、夏鼐者，其于青铜之情感可谓深矣。若论青铜器一项，《尔雅》所载，亦仅择其要者，《尔雅》之众多作者所见之商、周青铜器，绝不只十数事。仅就本人所知，如爵、盉（hé）、觚（gū）、簋（guǐ）、甗（yǎn）、壶、瓿（bù）、觥（gōng）、觯（zhì）、罐、釜、瓿、盘、俎、角、盂、簠（fǔ）、禁、敦、匜、鉴、樽、镐、于、虎子、杯、鍪等等，或为酒器，或为贮器，或为冥器，或为饰物，不一而足。所有此等器物，皆殷、周所常见，《尔雅》之所以不载者，因《尔雅》毕竟不是万物皆备，凡所载者是作者举例，故不能责其不全也。又如青铜之兵器（陆德明所谓“无所盛者，械也”），若戈、钺、刀、剑、匕、矛、斧、戟，乐器若铙、编钟等等，不在陆德明所论器之范围，更不须于此节苛求。《尔雅》中所提之青铜器有甑者，《方言》云“甑，自关而东或谓之‘甗’”，见前文以为所缺之“甗”，实因方言之不同，故《尔雅》未之录也。
至于制造不同质之器物，所用字亦异，《尔雅》云：“象谓之鹄（hú），角谓之觷（xué），犀谓之剒（cuò），木谓之剫（duó），玉谓之雕。金谓之镂（lòu），木谓之刻（上边之‘剫’，砍木也，下边之‘刻’，制作也），骨谓之切，象谓之磋（此处与前‘象谓之鹄’之不同，窃以为‘鹄’乃细工，使色如鹄之白；而‘磋’乃粗工，使成器形也），玉谓之琢，石谓之磨。”邢昺皆有详疏于注后，如举《论语·学而》郑注：“切磋琢磨，以成宝器”，是极言孔子对君子修为之重视，一如造就宝器之琢造磨砺也。
此编中有“黄金谓之璗（dàng），其美者谓之镠（liú）。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liáo）”。此处两点当引起兴趣：一、上古之世，恐尚未见今之白金，今之白金较黄金为昂，古之银（白金）固较黄金为廉。二、又此“镣”字，不免想起上数节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皆言美也，忆昔于长安参加社教运动，其地土语称美皆“僚”（亦嫽）。方言历三千年而不变，足见中国文字语言音读之稳定性，读扬雄之《方言》，此类例证极多，往往为之感喟久之。
